大臣们鱼贯而入，进殿见了皇帝和太皇太后，行礼完毕以后一个个都低着头闷不吭声，等着别人先开口。
“康熙”案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御前会议的气氛，原本那些汉臣都铆着一股劲想在太皇太后面前露个脸，但现在都远远地躲着，辅政大臣哼哼哈哈的全都是一幅没担当的模样。
本来被太皇太后寄予重望的鳌拜，这两天也没什么劲头了。康亲王、安庆王一开始集中火力在索尼身上，当这个首席保皇党哑巴了以后，亲王党的火力立刻转向鳌拜。原本北京的旗人对索尼的怀疑最大，大家都说“康熙”这两个字是索尼先拿出来的，但安亲王居然主动替索尼解围，说“康”字是鳌拜先提出来的。
安亲王这一句话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可是把鳌拜砸得不轻，每次想到这里鳌拜就气不打一处来：“当初我手下的幕僚想出来的年号有好几个，其中排名第三的年号是有个康字，但那也是‘康德’不是‘康熙’啊！”
在亲王党的诱导和暗示下，现在对鳌拜的轰击已经开始超过索尼了。以前一直声称是汉人走漏消息的亲王党，现在开始在旗人中“谨慎地怀疑”可能是重臣的幕僚、仆人甚至是家人泄露了情报——就算这个说法成立，害死先皇的连带责任也足够让重臣找绳子上吊了，这正是鳌拜无论如何也不肯在家中进行排查的原因。
现在重臣集团不但不能排查细作，反倒要一口咬定“康熙”案是谣传，邓名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重臣集团一定要拼死撑下去，年号更是不能改，只要撑到皇帝成年、邓名被剿灭的那一天，这件事在史书上也就成为悬案了。
“关于禁海一事，爱卿们有何意见？”国家还需要运转，战争也要继续下去，今天太皇太后召集保皇派来商议的重点，不是如何反击亲王派，而是确定下一步的战略和国策。
“这个时候索尼一定得说句公道话了。”鳌拜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顺治对黄梧的禁海策略很有兴趣，顺治谈到此事时，索尼和鳌拜都觉得虽然禁海造成的损失可能大些，但只要郑成功同样受损失就可以接受。各地督抚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异议，尤其是西北大员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东南各个督抚的考虑主要集中在停止海贸以后对藩库的影响上，不过藩库一直是由中央户部直接管辖，两江、湖广和福建因为战事紧急，户部曾经临时把管理权交给总督衙门，但迟早户部还是要收回的。所以东南的督抚不能以此为借口减少田赋的上缴，他们对藩库也称不上有多么关心，反对声并不算大。基本上，执行禁海已经是顺治确定的政策，只差最后颁布诏书，开始执行了。
但现在形势已经和那时完全不同了，邓名对东南的骚扰是如此的频繁和长期化，已经可以视为入侵和争夺了，郑成功的压力也迟迟不能消除，两江、福建藩库重新收归户部控制的日子遥遥无期。如果禁海势必会给东南的督抚造成影响，到时候他们拒绝如数上缴赋税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而且顺治和大臣们那时也没有想到漕运会受到川军的威胁，如果漕运受到严重威胁，清廷可以考虑通过海运来把东南的粮食和银子送到北方——当年崇祯曾经想过这么做，但因为运河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不得已作罢。但清廷和明朝不同，如果漕运效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他们没有必要去进行太大的改革；如果邓名对漕运的威胁极大，为了维持漕运清廷要付出太大的代价的话，清廷可以转漕运为海运。相比崇祯的大明，现在的北京朝廷拥有更高的行动能力，漕运改革的阻力也更小。如果现在清廷坚持禁海，自行烧毁海船、破坏海运码头并且停止制造新船的话，将来万一漕运再受到威胁，清廷就没有备选的方案，而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漕运。
“奴才无异议。”索尼慢慢吞吞地答道。
“太没担当了。”此时不止鳌拜，其他的辅政大臣以及参与御前会议的汉臣们心里同时冒出了这个念头。
索尼同意禁海很明显是出于他的个人利益，如果没有“康熙”一案，索尼或许敢于出面否决先皇的既定政策，但现在索尼断然没有这个胆量。
就在不久前，两江和闽浙督抚都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上奏章赞同禁海。很显然这四省的官员看到高邮湖之战后朝廷暂时无法收回藩库，而四省官员可以利用禁海谋利，除了走私以外，查抄海商的家产、迁居百姓无疑也是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到时候谁是海商谁不是海商，迁移地点多一里还是少一里，都是地方官府和胥吏说了算，这无疑是个敲诈勒索的好机会。
运河沿途的官员们也赞成禁海，这就会让漕运的潜在竞争者胎死腹中，既然漕运是朝廷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大动脉，将来朝廷势必会向其中投入更多的资源。现在每年漕运的时候，从扬州到北京，三千里水路的沿途官府都会靠着走私、夹带和查抄大赚一笔。这些利益和漕运密切相关的官员同样在京师有广泛的人脉，就是辅政大臣家里，也常常有这些官员派来的送礼使者。
“辜负圣恩啊！将来你如何去地下见先皇？”对索尼的不作为，鳌拜心里感到非常的气愤，无疑，带头要求朝廷重新考虑禁海，会得罪很多的官员，来府上送礼的使者也会大减，但鳌拜认为，索尼作为辅政大臣之首、先皇的第一心腹，理应为了皇家的利益而做出一定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