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任堂一点儿没有看出邓名的意思，仍忠心耿耿地说下去：“甚至不用等大明中兴，等提督收复湖广后，这条律法也不能推行，与其到时候取消损害朝廷威信，还不如根本不要把一开始就把它定为律法。”
“任兄想的太长远了，我只是把它定为都府的地方律法，什么时候说过要向湖广推行了？”邓名坚决不肯妥协，在成都境内没有实行户籍制度，不限制同秀才的工作范围，就是为了打破人身依附关系，邓名不肯把百姓变成自己的奴隶，又岂能同意其他人变百姓为私人奴隶？只不过现在邓名不敢说他的目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人身依附关系，只能先糊弄一下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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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律法？”任堂彻底糊涂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明律当然同行全国，没有丝毫不同。
“对，就是只在都府管辖范围内有效。”现在邓名实际控制的也就是成都这一块，比如都江堰的刘曜、袁宗第的大宁，目前都是军屯奴隶制度，再比如李来亨控制的江陵等地是承认地主对佃户所有权的封建制，邓名根本无意立刻去改变。知道任堂拐不过这个弯子来，邓名索性就抬出千年以来封建王朝一贯承认的族权来当挡箭牌：“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按理说，死刑必须要县令断案，上报府、省，最后刑部再复核一遍，天子朱批才能杀人，对不对？”
“这个当然。”任堂听得连连点头。
“但寡妇偷汉，宗族就把人沉塘，这事每时每刻都发生，可有人上报过刑部？县令可过问过这些杀人案？”在湖广、南京等地，邓名听说过很多这种事，很多都是赤裸裸的谋杀，宗族贪图寡妇家的财产，就给这些无依无靠的女人扣上这种罪名，谋财害命；在湖北的时候，那些向李来亨推销寡妇的媒人，有一些也是这种情况，宗族不顾这些苦命女子的死活，把她们卖给异乡人，保证她们永远无法返回家乡，然后拿走她们丈夫的遗产。后一种同样是冷血和无耻的行为，但相比沉塘至少给寡妇留一条活路。
对这种杀人夺财的行为，明清双方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族权，从来不进行干涉。在成都范围内，邓名绝不允许任何人可以拥有司法权，不过这倒是一个用来对付任堂的武器，任堂被问得一愣，片刻后茫然地答道：“可这是族规，不是律法。”
“既然一个大姓都可以自行制定族规，那都府衙门为什么不能制定只在都府有效的规矩？”邓名得势不饶人：“这是事急从权罢了。”
这话顿时让任堂回忆起一段惨痛经历，邓名就是靠着“事急从权”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车轱辘话强行推行了同秀才政策，虽然已经有了忠言不被采纳的预感，任堂仍进行了最后的努力：“提督明鉴，若是虏廷造谣，说提督修改律法，不但会让皇上、朝廷、晋王迷惑，也会让天下的缙绅担忧，他们可不知道这是都府的地方律法，会误以为提督想夺去他们的佃户。”
“谣言止于智者。”
不出任堂所料，邓名顽固地拒绝了他的进谏，说什么也不肯承认地主——佃户关系。
经过明军的再三审核，最后成都只保留了一千三百人的常备军，邓名给了五个最重要的卫士一人一个少校军衔，其余的十五人都是上尉，加上原本的二十多名上尉，组成了成都常备军的最高层。其余的人军衔从下士到中尉不等，邓名在全力供应这支常备军饮食质量的同时，还每天都亲自给他们授课，和卫士们一起教常备军官兵读书认字。
每天上午都是文化课时间，除了认字外就是总结经验教训，与李国英、赵良栋的那一战虽然只有短短一天而已，但需要总结的得失非常多。到了下午，常备军官兵就进行针对性训练，把上午讨论出来的各种思路进行试验。这些实践会被记录下来，第二天就向全军推广，成为第二天上午讨论课中的一部分基础。
在邓名练兵的同时，对剑阁等地的侦察也在继续。
四月下旬，邓名屡次召开上尉会议，所有的常备军上尉都会列席，和邓名一起公开讨论下一步明军战略问题。现在这种讨论会经常进行，这几十名上尉在参加完会议后，就会把会议内容带回各自的单位中，与其他官兵一起讨论，然后再把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
“我军从剑阁出发攻击保宁、广元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高明瞻的战略，召集五千人的军队，然后动员两万民夫背粮食。不考虑粮道和补充，全军向广元进攻，夺取城池后靠缴获清军的库存维持军队。”虽然邓名通过审问俘虏知道广元等地非常空虚，不过这个计划还是让他感到不舒服：“好处是，我们需要征召的战兵、辅兵数目有限，对都府的生产影响有限，而且需要的准备时间短，征召令下达的十天内，我们就可以出发；坏处是，我们的攻击不能遇到任何意外，如果清军突然出现援军、或是遇上暴雨、或是守军抵抗异常顽强、或是守军不顾死活地纵火焚烧仓库而且我们没能及时扑灭，那军队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和高明瞻一个下场。”
经过几天的讨论后，常备军各级官兵都觉得这个计划有一些风险。清军在不久前刚经历了一场大败，短期内派不出多少援军，很难充实空虚的广宁、保宁，但谁也不敢说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李国英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