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社挥兵进取苏州，出动本部直系兵马共计六个指挥近三千人。
其后，收编降兵，招募大户私兵和转户壮丁加以整编，又增加了一千二百余人。
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徐泽对部队进行了新一轮的改编，这次改编幅度较大，主要有三点变化。
一是规范称呼，所有指挥改为“营”，指挥使改称“营正”。
这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意义重大，大宋的指挥本就是“营”，只是相比之下，“营正”似乎比“指挥使”的称呼降低了档次。
几个指挥使却从中读懂出了徐泽“去大宋化”的意图，这是同舟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步骤。
而且，随着军队的进一步扩大，迟早还要推出营以上的编制，若是死盯着指挥使的位置和称呼不放，那也太没出息了。
二是开展各营之间军官交流任职，如三营的都头罗二和一营的押官林冲对调。
以陆营为例，来源和成长历程都不同，
以经历多重考验的梁山保丁为骨干的第一、二营，
在海东郡建设中快速成长的第三营，
由河北军整编而来的第四营，
执行特殊任务的斥候营，
各营的兵员构成、装备标准、训练水平、纪律性和作战风格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统一作战时，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相互配合的问题也很大。
组织军官交流任职，就是针对这些现实问题，保证各营纪律性、战斗意志和协调配合一致的实际行动。
同时，也是为了打压军中正在形成的各个山头。
在同舟社，除了徐泽，没有谁是不能替换的，干得不好或是不想干，随时可以将你拿掉。
人才使用上能上也能下，不听差遣想搞事的，先看看自己头够不够铁。
三是实行多样化编制，将营一级定为甲、乙两种。
徐泽把第二将五百人一指挥的大编制定为甲种营，新编辽籍兵马则编为三百人一营的乙种营。
乙种营营以下也没有照搬宋军的编制，而是采用泸南整编夷丁的“都—什—伍”的垂直指挥体系。
包含镇东关水师在内的降兵全部编为四个陆营，营官统一都称营正。
乙种营的装备标准、官兵待遇、营正官阶和晋升空间都要比甲种营差不少，有些类似大宋厢军和禁军的差距，区别只在于乙种营也必须承担战斗任务。
徐泽并不是歧视投靠的辽人，故意把他们编作炮灰部队。
实际上，因为完整获得了安复军武库，同舟社乙种营的装备水平甚至要明显好于辽国的部族军。
而相对于甲种营“差不少”的待遇，也比辽国同阶官兵强一些。
之所以选择小编制，恰恰是依据实际情况做出的最优解。
和当初在泸南整编夷丁一样，装备简陋、训练不足等客观条件，决定了过于复杂的“先进”大编制无法使辽籍整编军获得相应的战斗力。
还会出现一些编制的人员因为缺乏相应装备，在战斗中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情况。
种田必须有条不紊，一个计划管几年，轻易不能更改，但打仗不行，东京道局势数日一变，没人会给同舟社充裕的时间，让你准备好了才打下一仗。
在部队随时都要准备战斗的情况下，低级、简单，便于指挥，能尽快形成一定战斗力的小营编制，才是徐泽需要的好编制
这种“速成”军队战斗力的天花板必然不高，徐泽也给了他们出路——经过血火考验的乙种营可以升为甲种营。
当然，晋升的条件有很多——根本原因是徐泽暂时没法弄到大量甲胄弓弩装备新编军。
与整编泸南夷丁不一样的一点，是苏州的兵员成分更加复杂。
严格的划分，新编军中，渤海、（辽系）女直、高丽、奚、汉等各族皆有，辽国惯有的做法是依据种族不同，编成不同的军队。
徐泽当然不可能照搬辽国的落后传统，他的办法简单粗暴——不管兵员的民族成分，全部打散混编。
此时的民族本就是伪概念，所谓“民族”，并不存在极强的自我意识。
不论辽、金，还是后来的蒙元，与大宋作战的主力中，都不乏战斗力极强的汉人。
而辽国征伐女直人的数次大战中，最卖力的不是契丹兵，反而是辽系女直和渤海人——都与生女直人同源。
辽国不乏智者，之所以坚持依据民族编制军队，也是由实际情况决定的。
其统治者契丹贵族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强化国内各种族的独特性，实际就是承认一些偏远部族首领的特权，以此换取他们对朝廷权威的支持，减少维稳压力。
后世的灯塔国也有类似的操作，不同的是，其统治者人为划分国内各种种群，让他们互掐内耗，以此转移本该针对自己的矛盾。
关于这一点，伟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论点最有针对性。
除了极少数高高在上的“大户”“头人”“首领”，无论什么种族，他们中的绝大多人都处在社会底层，都有“活下去”“活出人样”的强烈诉求，他们本就是天然的阶级同盟。
辽国所谓的民族，更多的是一些人依据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居住地不同组成的族群，以对抗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其他族群竞争，获得相对的安全和生存需要。
徐泽暂时无力改变这种现状，但在苏州的大户遭受沉重打击无力反抗的局面下，不趁机清除各族在军中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