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人类的潜意识并不是那么容易压制的，这种想回去的念头以另外一种形势活跃在周镇涛脑海里面，“如果他们半路追上我要我回去的话，我一定不会回去！”
直离开的第五天，周镇涛依旧认为前来追赶他的人是会出发的。为此，周镇涛甚至加快了步伐。毕竟是在部队里面接受过相当正规的教育，加上解放鞋的确很方便赶路。这都已经出了淮海省的地界，都快了开封。追赶周镇涛的“追兵”还没有出现。
不过现实永远都是客观存在的。周镇涛也不得不先面对现实的境遇。在淮海戍据地的时候，他也没什么要害怕的。土匪强盗早被一扫而空，根据地对于这些扰乱生产秩序的团伙向来抱持彻底打击的态度。三驶界处从来都是“三不管”地区，秩序混乱，土匪横行。人民党却充分利用了这些三不管地区混乱的秩序，不断派兵打击土匪流寇。当然，打击完了也不是白打的，人民党在这些地区正式“存在”。从维持秩序开始，接下来是夺取收税的权力，再接下来是土改，建立基层组织。与根据地的交界处，例如兰考等地，除了县城里面的几个官还是河南本地的，大半个兰考县向人民党交税，而不是向北洋的河南症 府交税。
人民党的治下有一个极大的特点，那是公共事业上终于有投入了。道路即便没有修葺，至少在各个路口都有路标。各个沿途的镇子上都有国营的旅店、邮局、学校、卫生所这类的公共设施。甚至能够看报纸这种在根据地内部已经相当普及，根据地外只在大城市出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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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chun天，路边那些经过平整的土地划分的相当整齐，农民们拿着根据地制造的农具在田里面劳动。田地与田地之间每隔几百米有着一排树木，道路两边更是整齐的种着两排树。秩序井然的格局拒有些单调，却证明了这是人民党的地盘。离开人民党的地盘之后，或者更直白的，当走出了路边两排树木在路上突然不在延续之后，展现在周镇涛眼前的景色大不相同了。
仿佛是被施了法术一样，原本整整齐齐的方块地立刻被歪七扭八的田垄所代替了。每隔一段会出现的农忙休息时的大草屋变成了各种窝棚。甚至有些地方连窝棚都没有，农民夫妇一起下地，铺盖卷成一个卷，被大人带出来的孩子们在铺盖卷边玩耍。大孩子带着孩子，一个个穿的破破烂烂，脏兮兮的。
要是在根据地里面，孩子们都被送进了幼儿园，大孩子们都在学校里面上学。大人们能从这些家务中摆脱出来，当然是高兴的。不要孩子们上学，成年人也会学文化，学技术。每一个农忙休息时的大草屋都有黑板，农民们会在劳动的时候，把每天要学习的字写在纸上，每个人背上贴上一张。抬起头喘口气的时候能看。也肯定会有农村技术工作队的同志们和农民一起劳动，休息时间中向农民请教农业问题，也向农民讲述农业技术问题。
几年的工作经历，让周镇涛认为这才是天经地义的。可一离开根据地之后，周镇涛才发现仅仅在根据地这种社会才可能是天经地义的。离开根据地一里地，这种社会消失了。
甚至只用回头，远远能看合作社的大牲口拖着铁犁，农民们在犁后面用力推，一起在田里面耕地。可近在咫尺的地方，农民玩命的挥动着木质农具，以极低的效率忙着农活。
与人民党那种几乎清一色成年人的劳动队伍不同，根据地外的劳动者但论数量甚至比人民党更多。老人，中年，青年，少年，孩子，混在一起，在chun天的田野上为了一年的生计奋力工作，可工具，生产组织实在是太差了，甚至不用多看，参与过农敞设的周镇涛知道等根据地的工作完成两天，根据地外的农民们还干不完紧急的农活。
至于根据地实施各村生活设施集中的政策，一大好处是可以很方便的收集各种粪肥，然后集中生产农家肥。在根据地外，农民一泡尿都要撒在自家地头上，根本没有大规模积肥这种概念。chun耕是和老天爷抢时间，早一天耕开土地，早一天播种。早一天播种，庄稼在收割前多长一天。这多长的一天，很可能能多打几斤粮食，让一家人能够在下一次播种前多吃几天饭。
这个简单的道理，周镇涛在家里面的时候曾经非常明白，可是在根据地的时候，由于根据地把个人的家庭生产变成了整个社会化生产，原本家庭承担的很多工作，由农业部门，由合作社，甚至由部队参与的基础水利项目建设承担起来。例如部队兴建的灌溉网，让原本大批靠天收的旱地也成了水浇地，大规模的积肥，拒分每亩地里面其实没有多少。可有了总是比没有强，无数的工作凝聚成的不仅仅是那些看着规模庞大的工程，或者是景色单调的整齐农田。人民党几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可能让所有土地都变成以前少数地方才存在的天旱时能浇水涝了的时候能排水的上等良田。
农村还是农村，但是新的农村已经完全不同了。
周镇涛终于停下了步伐，了此时，周镇涛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自己继续这么走下去，真的脱离了根据地，脱离了人民党。此时那些傲气，那些强烈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