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说偶然事件：
这年七月里，兵部尚书陈新甲接到马绍愉的一份关于对清谈判问题的秘密报告，一时不当心随手放在书几上。他家的仆人以为是边关来的塘报，就送到了通政使司抄发各衙门。
而朝臣们一直在关心着对清和谈的事而不知其内幕情况，忽然见到了这份明发“密报”，大为震惊也大为兴奋。言官们开始慷慨陈辞，据理力争款和的不可行，同时猛烈抨击陈新甲主款误国。
这次阴错阳差的大揭密使得崇祯皇帝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言官们明知和谈有皇帝在后面做主，却把火力全部集中在陈新甲身上，用语严厉尖锐，其中表现的对皇帝的态度也是不言而喻的。
而崇祯皇帝在和谈问题上一直不敢理直气壮，就是怕朝臣因此看轻了自己，而这一次陈新甲的不小心却使他成了众矢之的，被放在要遭千夫所指的位置上。他的气极败坏是可想而知的，却又几乎无从发泄，只能把一腔的怨毒都倾注到陈新甲的头上。
很明显，陈新甲在此事上失之于密，可接下来，他又因为没摸透崇祯皇帝的性格而触动了逆鳞了。
当崇祯皇帝在言官攻击陈新甲的奏疏上批旨，要陈新甲自陈回奏。可陈新甲却以为和谈大事本来都由皇帝主持，自己并没有什么责任，因而在回奏中非常委屈地为自己大摆功劳，说某事某事，“人以为大功，而实臣之大罪”，一连列举了十来项之多。
这种不愿为皇帝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崇祯皇帝是更为光火，月末，陈新甲终于以弄不清的含糊罪名被抓进了监狱。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审理的案子，但刑部主管侍郎东林党人徐石麒恰好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和谈派，一向是痛恨陈新甲，因而入之以重罪。
而崇祯皇帝也是恼羞成怒。又需要一个替罪羊为自己顶骂名，因而也动了杀心。首辅周延儒等人多次营救，引用律条说：“依据国法，敌兵不临京城，不当杀大司马（兵部尚书）。”崇祯皇帝却回答：“别的不说，陈新甲任兵部期间，宗室亲王、郡王被流贼屠戮的有七人之多，难道不有甚于敌兵临城吗？”
洛阳、襄阳等处失陷，福王、襄王等亲藩遇难，都是一年以前的事情。如果以为兵部尚书有责任。早就应该处理。何必要等到和谈的情况败露之后呢？崇祯皇帝的这个借口连最糊涂的人也不能相信。但在朝臣群起反对和谈，皇帝又决心杀人泄愤的形势下，陈新甲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并且在九月就被处决。
担任谈判代表的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不久也被削籍。陈新甲事件发生以后。对清方的和谈也就彻底中断，没有人再敢提起同清方谈判。
接着就是故意行动了：
余继所率的汝宁军在镇远城站稳脚跟以后，开始了一系列对满清和蒙古部落的军事行动，以至于在辽东把包括明军将领的所有人都给得罪了。
就在这样四面为敌的情况之下，余继完全显露出其“刺猬”本色，甚至升级成为“豪猪”，让辽东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相当棘手。
余继所率的汝宁军的具体事迹将在后文叙述。但是他的行动，却完全破坏了明清和谈。
一开始，满清对宁远城边上出现的这座城池还有些不以为然。甚至因为镇远城离宁远城和山海关太近。而放弃了攻打这个新建的城池。
没想到还就是这个城池给满清带来了麻烦，再加上汝宁军历来带有的很强攻击性，根本不像是其他明军一样，只会躲在城墙后白白度日。
可是这时候的清军已经处在松锦大战之后的休整了，并不能马上派出大军。再加上镇远城的所处位置确实很不利于清军大军行动。所以皇太极就想要在谈判中获取利益了。
满清一开始向明朝提出要毁去镇远城。很明显，不要说汝宁军了，就是明朝朝廷也不会答应这个要求。接着，满清就退后了一步，提出要让镇远城停止军事行动。
这倒让明朝方面答应了下来，急于和谈成功的谈判代表马绍愉甚至亲自向镇远城下令，让汝宁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要为和谈营造一个良好的谈判环境。
可余继他们会理睬马绍愉的这个命令吗？鸟都不鸟。照样是我素我行，依然在游猎辽东。而这么一来，也使得谈判更艰难了。直到出现意外的陈新甲失密事件。
而明清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成功希望的和平谈判，却因为一次技术性的小事故和不支胆大妄为的地方军队偏师，而最终流产了。这说明了谈判本身基础的脆弱可怜。但停止了和谈接触，对于现在的大明朝来说，不但意味着失去了通过政治方式争取暂时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而且也失去了通过接触了解敌情的唯一渠道。
除了和谈，崇祯皇帝和朝廷当然也要解决军事问题。首要考虑的就是军事统帅。
在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被俘身死后，一直作为围剿农民军的主力之一的西北军没有了统帅。崇祯帝在认真斟酌了可能的人选之后，决定重新任用原陕西巡抚孙传庭。
孙传庭自崇祯九年出任陕西巡抚起，开始主持一方的围剿，而且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干才。但这位能干的统帅又是一个极其傲慢自负的人，也是少数敢于抵制崇祯皇帝自作聪明的大臣之一，因而很不讨崇祯皇帝的喜欢。为此，孙传庭也付出了代价，在崇祯十二年先是被撤职，而后又被逮捕，关在刑部的天牢中，一关就是两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