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激烈的问话，杨嗣昌一开始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耐心地向卢象升解释道：“嗣昌并未言抚。”
可卢象升还是不依不饶，他继续质问道：“周元忠到彼处讲款，数次来往，其事先由蓟辽总督等人发起，最后受命于阁下，天下皆闻，谁可讳言？”
在这里卢象升就有些死缠烂打了。抛开杨嗣昌“款和”的政策正确与否，他的连续质问，除了意气用事以外，对当前的局面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难道让杨嗣昌自我承认错误，打自己的脸啊？难道杨嗣昌承认了错误以后，清军就会出关啊？更不用说杨嗣昌当时“款和”的政策并不是真的要和满清求和，而只是权宜之计而已。
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位比较有趣的人物，那就是卢象升提到的那位周元忠。
周元忠是个算卦的瞎子，过去行走江湖，曾多次到过辽东，在满清的亲贵让萨满跳大神之余，还可以让他算算命。而关门前线的将帅们因为害怕绞杀战，不敢派出自己的精锐至前线侦察，所以他们苦于缺乏敌人的情报，就把周元忠发展成一个线人，以了解关外的情况，玩起了无间道。
当然，这事并没有隐瞒朝廷，周元忠可能也是真心实意做密探的，所以周元忠这人就在兵部挂了号，而杨嗣昌就任兵部尚书以后，也很想通过这个难得的线索同清方取得某种接触。
可是，由于崇祯皇帝态度坚决地反对“款和”， 谁又敢擅自谈判呢？何况以一个无官无职的瞎子算命先生的身份，又怎么可能同清朝作正式接触呢？所以卢象升所说的话明显就是谣传。
不过此件事件也相当可悲。大明朝竟然需要靠一个瞎子供情报、通联络，那已经是十分可悲了，可这事还可以用周元忠心存忠义，身残志不残来自我麻醉。但是这种军事机密还要被满朝风传，指摘非议，这每战必败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听了卢象升的话，杨嗣昌也十分恼火。他说道：“阁下是要以尚方剑置我于死了！”
卢象升毫不示弱地挖苦说：“既不去奔丧。又不能作战，被杀的是我自己，哪里还能杀人？”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俩人根本没有商议任何应付清军入关的事宜，就不欢而散了。这俩人都是满腹经纶之人，《将相和》的故事他们肯定也都知道。可是搁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马上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其实卢象升并不是心地狭隘、不以大局为重之人，但多年积累的朋党之见和传统的意识形态枷锁束缚了他，使他不能看清形势，所以无法与杨嗣昌勾通。
可是在回到昌平军营后。卢象升静心一想，觉得有些坏事了。毕竟是卢象升在前线打仗。他需要朝廷的竭力支援的。于是卢象升就给杨嗣昌写了一封略表歉意的信，信中说道：“承蒙老年台（对杨的尊称）眷顾，冒昧陈说，激烈忠怀，毫无隐讳。也是依仗老年台有圣贤之人品，不会怪我愚狂，因此情不自禁地剖心沥胆相告。”……云云云云。
早知今日。那又何必当初呢？
虽然收到了这封隐晦的道歉信，但杨嗣昌对卢象升的忌恨并没有因此减轻，而卢象升对杨嗣昌的成见也依然存在，在此后的作战中，兵部和督师各行其是，战局也是越来越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嗣昌虽然气量不小，但也绝对说不上大，他有时候对得罪过他的人是会瑕疵必报的。
而在十月间，清军正在源源南下。目标显然在京南的平原地区，杨嗣昌因而命卢象升调兵通州与高起潜统率的关宁军团汇合，以便向南机动对敌。
但卢象升却以为高起潜是杨嗣昌一派人，又是监军大太监，合兵后必然被其掣肘，因而以京北敌军甚多，京城、陵寝均需防护为由，拒不从命。
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杨嗣昌对卢象升的独立独行也没有办法，他只得拟定：由卢象升统宣大之军，高起潜统关宁之军，各自分头进剿。使得当时明军的主力不能够拧成一股绳，让清军是更加猖狂。而在这时候，大股的清军已经在攻打京南的良乡、涿州等军事要冲了。
再说另外一支明军的主帅高起潜吧！
高起潜在明末的太监中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物。他从崇祯初年作为低级监军太监后，不知怎么的，职位是越升越高，而且博得了一个知兵善战的名声，以后就成了内廷中最著名的军事家。
尤其是崇祯皇帝对他的军事才能相当赏识，一直派他在辽东边防要冲山海关担任监军太监，中间屡次裁撤内官监军，唯有高起潜的关宁监军保留不动。他在山海关任职时间长，又号称很懂军事，所负责任其实已经不仅仅是监视军事调配和行动，而俨然是一方统帅，调兵遣将、指挥作战，无所不为。
不过也可以分析一下原因。
之所以高起潜可以坐稳这个位置，首先得益于他的长袖善舞。高起潜与辽东铁骑将领集团的关系极好，连吴三桂都是他的干儿子。前文已经介绍过，想要在辽东坐稳主帅位置的，一定要竭力拉拢、迎合辽东铁骑将领集团。所以说，高起潜已经成为了朝廷与辽东铁骑将领集团之间的一座桥梁了。
另外，高起潜应该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见解。因为高起潜的奏报都是直通内廷的，所以外人知道的不算太多。可如果他在奏报中是胡说八道的话，哪里可以在内廷中博得一个知兵善战的名声？那里可以得到崇祯皇帝的赏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