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自严的反应，其实并未逃脱自古以来，千年间建立的以道德为约束力量的君君臣臣的束缚和框架。
朱由检看了无数大明朝从隆庆年间到天存档，对大明朝的脉络了解的更加清楚。
大明亡于万历，这句话并非说的亡于万历皇帝，而是说亡于那个年代。
万历皇帝，年少的时候，在张居正的教育下，一直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这是张居正的要求，也是一个被经学教育的皇帝，这样一个皇帝，无法逃脱轮回的宿命。
万历十三年之后，万历皇帝的惰政，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反抗。
大明皇帝，实际上是一个统治的象征，大明帝制这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真正掌控大明帝国的是历时近千年，从武周之后，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官吏集团。
官吏集团，以道德为托词和约束，以舆论为力量和推手，对大明的皇帝、大明的朝局、大明的人情往来、大明的所有，去要求这个世界变成他们想要的模样，力求将整个大明的世界，笼罩在四书五经之下。
然而，这群以孔孟圣徒自我标榜的官吏本身，大部分都是知行分离的伪善者，一嘴的道貌岸然，但是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蝇营狗苟。
名义上为了天下黎明苍生，实在为了个人的利益，以道德为工具，操纵整个帝国。
一部分人纯粹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道德当做升官发财的工具，一部分人严格要求自己践行儒家经学的宗旨，比如海笔架海瑞，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然，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官员，闻风而动，都是顺风倒的墙头草。讽刺的是，这完全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也算是践行着他们心目中的儒学经学的秩序。
在张居正还活着的时候，万历皇帝这个小胖子，不用面对这些风风雨雨，他只需要按着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明君的样子去活着，所有的脏活累活，都交给张居正，他当然可以维持着自己勤政爱民的样貌。
当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朱翊钧直面这表面上四海升平，海晏河清，实际上却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的朝局，朝臣们以同乡分为浙党、楚党、西党、京党，又以座师人情分出了东林、复社、几社，而又根据不同的科举中第的年份，以同窗区分。
朝臣们这种不断内斗，帝国的行政效率每况日下，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张居正选择了摄权，以师相自居，以考成法和一鞭法为左右手，企图抹杀掉官吏体系中的分化，让所有的官吏，都按照他的意志行事。
这种行为注定是失败的，教员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想要禁绝党争，团结在一面旗帜下，在一个口号、目标、纲领下行动，就如同不让官吏们吃饭喝水、拉屎放屁一样困难。
而万历皇帝，作为张居正培养的接班人，当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可以顺手接过大明朝政这个烂摊子。
但可惜的是，万历皇帝并没有顺利拿到张居正的政治遗产，反而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粉碎，这种粉碎的结果，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而继任首辅申时行，又是一个典型的斡旋家，主张调和政策，努力维系着官吏集团的内部稳定，以及官吏集团和万历的和衷共济。
极致的斡旋，并没有让党争稍加平复，反而在极致斡旋中，养出了东林和阉党两只庞大的怪兽。
中国社会历来如此，在各种正式规定的规章制度之下，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上都存在这一个不成文而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被认定为内部章程的东西。
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是规定，支配者整个现实生活。
而申时行，将人们口头上认可的公理、道德标准称之为“阳”，而把不可告人的私欲和规章制度，称之为“阴”，阴阳共济，是申时行奉行的标准。
而斡旋家申时行，因为大明皇帝立储之事，破坏了自己的斡旋政策，打破了自己本身的阴阳，不得已离开了文渊阁。
万历皇帝看着一塌糊涂的朝政，调和已经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
他的选择是逃避，躲在了皇宫里，三十年不上朝，一辈子也就出宫了一次，第二次出宫，就是自己出殡的时候了。
万历皇帝，本人就是在官吏集团的代表人物张居正的教育下长大的。
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使得整个官吏集团对他绝对服从，他纵然可以掌控任何一个官员的生杀予夺，但他没办法对付整个官吏集团。
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消极应对，不上早朝，拒绝递补官员职位。
在其御宇的万历四十三年到四十五年时期，六部尚书都无法凑齐，文华殿二十六席廷议席位，都空缺半阙以上。
高级官员的职位空缺严重，这相当于扼杀了官员晋升的途径，使得他们努力考取的功名毫无意义。
而朱由检毫不怀疑朱翊钧，是以此作为对文官集团的报复。
这自然无可避免使帝国，陷入更深的危机。
朱由检每次看到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内帑千万金的时候，都在苦笑，他要是有这么厚的家底，哪里还用得着这么累死累活？
万历皇帝可以选择逃避，是因为当时大明帝国国力鼎盛，府库充盈。
吏治在经过张居正改革后，还能够完善的运行，而军制在戚继光的鼎力施为下，大明也从征兵制，成功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