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的邮票牛市中，像京城、沪海这样一线大城市的邮市，每天入市人数都达到一两万人，其人山人海的场面非常壮观，
而在二线三线的中小城市，邮市里也一样高潮迭起。
每天至少聚集着数百上千人，吆喝叫卖声不绝于耳，像个巨大的集贸市场。
津门的一宫邮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里每日聚集的人差不多能有数千，在二线城市里已经算是拔尖的。
“一宫”是简称，指的是津门的第一工人文化宫。
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其实也是全国第一家工人文化宫。
以1985年的情况而论，因为缺乏官方的认可，大部分城市的邮票市场不是集中在公园内，就是依附于国营邮票公司门口，或历史形成的邮人相对集中的地方，全都是马路市场。
津门的一宫邮市也不例外，真正的交易场所并不在工人文化宫里面，而是在户外的小花园里。
要是客观的说，津门邮市有两个独具特色的地方，和京城，或许应该说，和大部份地方都不一样。
一是这里的交易环境比和平门集邮总公司的马路和好多了。
因为地处过去的租界，周围不但都是洋楼，风景优美，花园里面也不像临街马路那么闹腾。
至少不用一脚不留神，走下了马路牙子，再跟路过的车辆行人起了摩擦。
二是这里参与炒作的主力军也和京城不大一样。
京城的邮市基本上是由退休老人，家庭妇女，和社会闲散人员构成的。
真正在职上班的人不怎么跟着起哄。
而津门邮市的构成阶级，却多了不少年轻力壮的在职人群。
这些人赚钱的yù_wàng更迫切，投机的兴趣更浓厚，胆子也更大，炒起邮票来也就更凶。
为什么会如此？
是因为津门自古的财源是靠码头。
津门有九条大河，南来北往的人都在这儿停，津门人自然见什么就学什么。
再加上城小人多，而且城里没有稳定的居民阶层。
吃不着俸禄的津门人，就得自己给自己找饭辙。
那在这儿要想活好了，勤快、胆量和脑子缺一不可。
这种生存环境下的津门人，心眼子自然就活泛，不养懒人，更欺负老实人。
所以还别看津门和京城只有一百二十公里的距离，但两个地方的人是有本质区别的。
京城人作为首府之都，长久以来生活相对稳定，人就本分，守规矩。
没事就研究文化，琢磨政治，崇拜文化名人和权贵。
津门人呢，成天被迫想尽办法讨吃喝，就过得粗，只能考虑当下，图得是个实惠。
也就格外厌恶权贵名人，认为坐享其成丢人，既不愿意也没办法去墨守成规。
这种源于解放前的遗风，正是这个城市根深蒂固的个性，哪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还依然存在着。
于是当全国的邮市一走牛，许多津门人就都不上班了。
他们敢于请假，勇于旷工，甚至不怕跟领导打擂台，泡蘑菇，每天都不错眼珠地泡在这里。
想想就知道，本来城市因为差着级别，津门的工资就比京城低，一个人一个月才挣几十元钱。
那几版邮票几经倒手就可以赚到一年的工资，干这个不比上班强太多了！
所以说，津门邮市上的这些人对炒邮票的热衷，不但不逊色于京城。
甚至从局部来看，兴许热情还超过京城。
别的不说，像受宁卫民的委派，从京城开车一路颠簸而来的“皮尔卡顿高管团”。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宫这地方，才一下车就被这里的人给拍唬住了。
因为他们还没进花园真正的交易区呢，就被老么些个聚集在门口的空地上的“蘑菇队”给缠上了。
这帮人都是职业黄牛，成天守在邮市的最外围，叼着烟卷，游来荡去的寻找猎物。
职业习惯就是，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
只要见有人带个包什么的，就会烟卷一丢，呼啦啦围上一堆，舌灿莲花的揽生意。
就别说今天看见这四个西服革履坐小车来的京城人了。
傻子也知道油水多，能不争抢嘛。
“大哥，有票吗？高价收！”
“大哥，有货吗？咱聊聊好吗？”
“猴票，猴票，五百二一张，五百二一张！你老多少要多少！”
“京城人？看你们车牌子京城来的吧？哎哟，荣幸之至啊。大老远奔津门来，是想出点什么好货吗？嗨……嗨……别走呀，露露宝，咱好好聊聊！真有宝贝，你随便开价啊，我都给你包圆了……”
好家伙，那真像一群野狗一样，恨不能从人身上立马叨下一块肉去。
用津门的本地话说就是“惹惹惹”。
类似于起哄，但又不完全是起哄，这里面还有点不负责任的目的性。
津门人不但会来事，办事也精明着呢。
成功了，有好处，失败了，没损失。
而相对来说，这时候的京城邮市上可还见不到这样的景儿呢。
和平门的邮市上，大家都是心有默契的举牌子招揽生意。
吆喝归吆喝，绝没有这样直接就扑上来，不管不顾的，死缠烂打的。
真聊上了生意，也是小声的，背着别人的，有商有量，和和气气的。
所以这种模式压根就不是皮尔卡顿的几个高管所能适应的。
更糟的是，既然没见过这阵势，就赶紧闭嘴走人呗。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