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肚子在中间，这话不假。
但宁卫民也不光只在意口腹之欲，变着法儿在餐饮生意上打算盘。
精神文明建设他一样也没撒手。
这次他是从法国回来的，虽然没有再带回来什么国宝重器，但他买下了两个电影制片厂的片库，手里掌握了数千部欧洲电影、电视剧，还有纪录片和卡通片的版权。
正好可以满足国内广大观众精神食粮匮乏的需要。
所以借着松本庆子《李香兰》6月14日在内地公映一事，宁卫民靠着自己老婆的面子，也搭载顺风车再度与电影局领导和中影放映发行公司的领导相见。
并且当面提出了自己想要和国内电影行业一些相关单位合作的方向。
按照宁卫民的想法除了希望电影局和中影能给他手里的那些外国电影发个“特许通行证”之外，也希望两家单位的领导们能为他和他们的下属单位合作穿针引线，介绍撮合。
具体说来他是想把自己买下来的这些欧洲电影，从中挑出一些票房成绩较好的，已经证明了商业价值电影，或者那些由名导来导演，有大明星出演的影片，先拿到国内来，让译制片厂译制成中文。
然后把那内容符合国情能够通过审查的电影，在内地影院上映。
而这些影片的发行和上映模式，他愿意完全按照国内对于国产片的现行政策来。
自己只赚卖拷贝的钱，和发行音像制品的钱，而放弃分享票房分成的权利。
至于那些受政策限制，没法通过审查的电影，其实也不会浪费。
他想无偿赠送拷贝给国内各大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作为内参影片和内部资料。
以此来帮助国内电影行业的学子们提高专业水平，也算是为国内电影行业了解欧洲电影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途径。
说实话，尽管宁卫民提出的这些建议是他充分考量到互惠互利的需要，完全建立在有利于国内电影部门的角度提出来的，而且非常尊重中影放映发行公司的利益，主动放弃了最大的票房蛋糕，但他还真没抱太大的希望能把事儿就这么办成。
毕竟国内体制的诸多限制和运行特点他还是了解的。
像这么大的事儿，没有霍司长这样有分量的人从众作保，为他背书，估摸着很难办成。
所以他的建议也就是起个投石问路的作用，初衷只是想探探领导们的口风。
如果对方不反对，表示出有这种愿意合作的倾向，他再去真正的努力，想办法去落实。
对方没有这个意愿的话，他暂时也不会强求，能办成多少办成多少，能办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
他有的是耐心，不介意等到国内电影行业改革，时机成熟的时候。
毕竟目前日本市场还能为他托底呢。
可结果没想到，他就像走了狗屎运一样，这些建议一提出来就当场获得了几位领导的积极响应和肯定。
几位领导的反馈居然是相当的热情，甚至有点迫不及待，马上就询问他具体的实行计划，时间安排和打算投入的资金，完全是一副希望尽快着手落实这些事儿，巴不得展开相关合作的实干派风范。
这完全出乎了宁卫民的意外，什么时候国内的效率这么高了？
这种不合常理的情况简直让他懵圈儿。
但他毕竟是个机灵人，没多久，他就从双方的言谈话语中有点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敢情不为别的，就因为近年来国内电影市场滑坡的很厉害，已经快让国内许多以电影为业的机构的单位到了吃不上饭的地步了。
别看都是衰落，可国内的情况比起日本来，还要恶劣许多。
实际上，从1984年开始，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国内的电影观众就开始减少。
随后，录像机的推出和优秀影片的匮乏，又进一步导致电影观众大量的流失。
仅1986年到1987年这一年间，全国电影观众观影人次就减少了三十一亿。
几乎是突然之间，国内的电影市场就从盈利变得入不敷出。
各地影院都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局面，这让负责国内电影发行的中影措手不及，完全被打懵了。
怎么筹钱，能让这些电影院按时把工资发出来，成了时下最让电影局和中影放映发行公司头疼的问题。
而且常言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电影院的不景气，也间接把影响传导到了电影制作部门。
其中最惨的就是负责译制外国电影的译制片厂。
尽管八十年代中期还是译制片厂的鼎盛时期。
无论是在演员构成上，还是在厂子制度上，都几近完美。
拿“上译”来说，第一代配音演员正值壮年，技术一流。
第二代配音演员经过十年的磨练后已成为中流砥柱。
这个时候，他们无论译制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都能做到在不仅仅是翻译，而是原有文化背景上，恰如其分的再创作，让审美更贴近国内观众。
但黄金年代因为市场环境的恶化乍然而止。
随着大批港台电影通过录像带输送到国内后，国内观众的口味一下子就变了。
外国电影可没有武打动作，也缺乏炒豆儿一样的枪战场面。
对于年轻观众吸引力急速降低。
而电视行业的崛起，特别是今年来优秀的国产电视剧，像什么《红楼梦》、《西游记》、《四世同堂》的播出，也踹了译制片厂一脚，争夺走了那些中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