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国的官方报纸，就出现了一篇报道《侥幸的大洋彼岸人》，内容就是华北沿海迁往新夏国的人，他们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这次灾难，同时分析为什么故乡的那些人不愿意迁走。
文章很尖锐，认为不愿意迁走的人，一来是侥幸心理，更多的是不相信有这样一切灾难的到来，认为政府是在忽悠他们，把他们忽悠走后，得到自己的免费土地，然后进行有偿开发。文章认为，什么时候开始，平民与政府已经处在这样相对立的位置，他们互不相信，互相算计，在平民眼里，政府就是那些无所不在的罚款、防不胜防的监控和五花八门的税收。
然而，这一次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了五千万人的遇难，造成了四千万人的无家可归。
从灾难发生的第二天，政府开始组织防化人员，与九国的防化人员一起，对灾区开始进行防化消毒，清理各类生物的尸体，焚化并消毒，目的是为了不引起大规模的瘟疫发生，而幸存人员，由于对政府不信任，不听从政府的要求进行迁移，因此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主要表现在为自己的生存负责，政府只能在目前的大棚区发放口粮，保持灾民的基本生活，在灾区清理结束后，将会结束大棚的粮食供应，届时，生活在大棚的灾民将自谋生路。
最后，文章说，这些灾民都是相当有主见的人，他们将会为自己的错误主见，献出他们的一生，所有漠视政府意见的人，都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文章一出来，在中国，在八新二中，都形成了两派意见，争论很大。九国的民间意见基本上都认为血浓于水，有难要帮，但是九国的主流媒体则倾向于行为与责任上，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灾难面前，政府已经预言在先，而且也进行了合理安排，是灾民个人拒绝政府的意见，一意孤行，造成的后果，必须自己承担。如果这种事情也要转由社会承担的话，社会的压力则过于沉重，政府更不能承受这种压力，因为必须尊重个人的选择，政府不能成为个人错误行为的买单者。
对于这种争论，中国政府媒体发表一篇文章：《我们都是中国人》。文章中首先对灾区受灾人员进行了批评，认为由于他们的固执和愚蠢，造成了五千万人的死亡和四千多万人的无家可归，也给社会增加了大量的无谓的负担，同时也给经济本来就不宽裕的政府相当大的压力，光是清理灾区，预防疫病，国家政府的投入就已经是天文数字。虽然防化工作有九国的专业人员协助，但是因为区域广阔，死亡的各类生物数量太多，工作仍十分艰巨，但是为了不至于在中国出现大面积的瘟疫，殃及全国人们，不让那些非自然灾区成为疫区，工作必须进行。
因此，政府号召全国人民，我们都是中国人，大家行动起来，协助无家可归的四千万灾民，让他们挺过灾难，虽然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选择，才遭受到这样的灾祸，但是，灾难已经发生，不能后悔，也没有时间倒流，只能原谅他们，帮助他们，一起承受灾难，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就在灾民们看到自己的同胞用一种三分厌恶三分同情还有四分责任义务的眼光看待自己时，追悔莫及，漠视政府的命令，执着于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现在落到了这步田地。
灾民里，按规矩不能有一个公务员，因为所有还活着的公务员，必须全部参与到灾区的清理和消毒工作之中，这一天，在大棚区，突然出现了一场打人事件，一查，原来是一个公务人员，某乡镇的副书记，没有参加灾区的清理工作，而是躲在这里，到处跟人说，那个地方太危险，死人成堆，死鱼无数，等他们弄干净后自己才回去上任，书记镇长在灾难里死了，看来自己还能再升一级。几个女人听到后骂他没脸没皮，他威胁说回去后整死这几个傻b，女人家里人不干了，上前纠住就打。
不一会，纠察人员过来，一听是这事，二话不说，立即上报，纪检人员开始在灾民中查找不参与灾区清理工作的公务人员，全部三开，列入黑名单。
其中一个前公务员，在三开后，还被人打了一顿，打得比较惨，双腿打断，双手打折，一问原因，原来是有一家人，本来想迁移去新夏国，就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这家人留了下来，在这次灾难中，他自己的家人死得只剩一个重伤的儿子，那家人也死得就剩一对小夫妻，老的小的全部收工。小夫妻越想越气，正好遇上这个家伙，不由分说，迎面就是几水管，膑骨粉碎，尺骨骨折，看来只能一辈子坐轮椅。
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阻止别人移民，他老老实实说，想从中捞点好处，搞点钱而已。
有记者把这个事例写上小报，认为，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些人就是政府，这些人的行为，就是政府行为，这些人当道，你让老百姓怎么样去相信政府，怎么会去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交给政府。陈维政拿出这张小报给区杰，区杰说：在红河，在西南区，凡是犯过错误的公务人员、政府官员一率有一条，不适合从事公务工作，也就是不能再在政府部门工作，如果搞异地上任，就会追查组织部门的责任。因此他们基本上不会因小失大，为了小小的利益丢掉自己的饭碗。华北区还没来得及清查，就出现了这场灾难，吏治，真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作。
陈维政笑了，自古皇帝管官，官管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