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是有电报线了吗？不行的话。从天津那边儿发电报过去！”丁宝桢又命令道。
“是！是！老爷！”师爷答应着，他看了看丁宝桢的脸色，还是忍不住提醒道，“老爷，朝廷的旨意，可是不让再给水师造木船了，全改成火轮船了啊……”
“你懂甚么！朝廷的旨意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丁宝桢一听便火了，“火轮船造起来费事费钱。操纵不易，水师现有木船修葺一番便可使用，要什么火轮船？船政造的火轮船，不也多是木头的？我要这木船来，便是要向朝廷证明，木船仍然可用！让朝廷识得前旨之非，改弦更张！”
师爷让丁宝桢一番训斥之下。不敢再说什么，只是唯唯称是。
熟悉丁宝桢的人都知道，丁宝桢对于海防重务，是自有他的一套“见解”的。
到现在为止，丁宝桢在山东巡抚上任职已近十年，他积极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注重民生，对于洋务及海防建设也颇多关注（也仅限于“关注”）。他到任后，针对山东水师的腐败状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设立水师统领，统一指挥水师。组建了荣成水师营和登州水师营，这次派人去广州订造的14艘赶缯船，就是装备这两个水师营的。
虽然他也认为应该学习西方，但因为坚持“夷夏之大防”，他对洋务的认识，始终只停留在“器”的一面。
对于加强海防，和林义哲丁日昌主张建立“外洋水师”即海军的观点不同，丁宝桢坚持认为，加强海防，当以修筑炮台为第一，水师为第二。
丁宝桢对于山东的海防，有着自己的设想和计划。早在三年前，他就开始考虑在登州沿海修建炮台，因为登州原有的13座炮台年久失修，多数坍塌，加上大多是用砖石修筑的，过于脆薄，所以要重新选址修建新式炮台。丁宝桢对新炮台的修建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特别强调新炮台要全部使用三合土建造，一概不用砖石，以免增加敌炮的杀伤力。他的见解到也不能算错，因为当时爆炸弹还未广泛使用，且威力有限，多数炮弹仍为特制的圆形或尖头形实心弹，对砖石结构的台垒极具破坏力，而且砖石坚而易碎，一旦被炮弹击中，迸起的碎块还会杀伤守台官兵。
丁宝桢曾多次乘船考察登州沿海形势，实地勘察炮台修建的具体位置，但却一直没有最后确定下来，因而修建炮台的事也就搁了下来，直到朝廷连下诏旨，确定了海防建设为“急务”之后，丁宝桢才风风火火的把这个事给又捡了起来。
1874年12月，丁宝桢首先奏请朝廷，把自己的老部下、湖北候补道张荫桓调来山东，具体负责炮台修建工作。张荫桓是广东人，熟悉洋务，特别是在炮台修建方面，“常与西人讲求，闻见极多”，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张荫桓到任后，丁宝桢立即派他前往烟台，会同登莱青道龚易图和统帅师船侯补道李宗岱，对沿海各处进行实地考察，提出炮台修建的具体方案。
张荫桓等建议，山东应重点在烟台、威海、登州3处设防，并优先加强登州防务。至于烟台海防，“于通伸冈设大座防营，驻兵三千人以固后路”；在烟台山下、八蜡庙、芝罘岛之西的海面上各设一座“浮铁炮台”；在芝罘东首修筑一座“砂土曲折炮台”。
丁宝桢对张荫桓的方案基本赞同，唯独对有关烟台的部分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优先加强登州防务的观点过于“狭隘”，“此时办防应注重北洋，兼顾东省”，如果从北洋全局出发，就应该优先考虑烟台防务而不是登州。他主张，在烟台通伸冈“先筑一圩，沿墙置炮，中屯陆师，圩中设望楼，安放走lún_dà炮”。丁宝桢所说的“圩”，实际就是一座可以屯兵的城堡。由于“浮铁炮台”当时还是一种新式武器，中国无力制造，需向国外购买，而国外也十分紧缺，难以保证及时购到。所以，丁宝桢没有采纳张荫桓设“浮铁炮台”的意见，而是计划在八蜡庙“筑一圆式炮台”。在芝罘山东庄“建曲折炮台一座”，以与通伸冈炮台互相应援。
当时。山东属于北洋的管辖范围，所有海防建设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督办。丁宝桢曾派张荫桓到天津向李鸿章通报有关计划，并请求支持。以后，丁、李两人又就修建炮台的具体细节互通书信商讨。
丁宝桢优先加强烟台防务的意见，得到了李鸿章的肯定。他在写给丁宝桢的信中说：“烟台、威海、登州择地次第筑台，尤以烟台为最先重要。”丁宝桢向李鸿章了解炮台的修筑方法，李鸿章回信说，不仅中国各处修建的炮台式样互异。西洋各国修建的炮台也各有不同，但他们“大都以沙土修筑台基，外面及顶上厚筑三合土”，这样，炮台才可以耐久。他答应将天津新城刚修建的西式三合土炮台图纸和新近搜集到的普鲁士炮台模型，送给丁宝桢作为参考。
为了保证炮台修筑成功，李鸿章曾建议聘请外国技术人员来主持烟台炮台的修建工作。丁宝桢却不以为然，他仍然坚持由中国人负责修筑。 1875年（光绪元年）年初，按照丁宝桢的总体规划，在张荫桓的具体主持下，通伸冈工程开工建设。丁宝桢随后到烟台校阅水师，视察了刚刚建设的通伸冈炮台。丁宝桢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详细介绍了通伸冈炮台的整体情况。
丁宝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