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人都到齐了之后，慈安太后首先宣布了同治皇帝的死讯，大臣们闻听之后无不掩面痛哭，惹得慈禧太后又掉下泪来。
在大伙儿哭过之后。慈安太后便直接提出了另立储君的问题。
“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后现下虽有身孕，然生产须得数月之后，且是男是女亦不得知。皇位久悬，非国家长久之计。”慈安太后起身，环顾君臣。朗声说道，“列位均是朝廷肱股，有何建言，不妨直言。”
听了慈安太后的话，所有的人心里全都是咯噔一下，没有人说话。
“文相，你且说说。”看到没有人说话，慈禧太后的目光转向了文祥。
看到慈禧太后开口问的第一个人竟然是文祥而不是恭亲王，几位大臣都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意味，坐得都不那么安稳了。
尽管慈禧太后没有问自己，但此时的恭亲王，还是在帮着她们想办法。
毕竟，这“叔嫂共和”的局面，是从他开始的！
当年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当时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他只是个小孩子，本身就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是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却已经被打倒。面对这种局面，叔嫂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即皇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自古以来，后宫、外戚干政都是正统朝廷所不容许的，而且，“垂帘听政”很容易激发人们对武则天称帝的无限遐想。至于历史上的“亲王辅政”，大多都演变成为篡位的悲剧，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这些血缘高贵得离帝座只有一屁股之遥的亲王们，其实是睡在身边的、最为危险的政敌。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清初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孝庄太后的权威远不如多尔衮，实际上还是“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多尔衮或出于政治觉悟或出于“伟大爱情”，才保住了顺治小皇帝的皇位传承。但已经无限接近于最高权力的多尔衮，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老二”们惯常的下场：身败名裂。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年轻的太后们与亲王们（参与政权管理的并非只是恭亲王一人），基本奉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太后们在后宫负责教育皇帝，而亲王们负责在朝廷管理国家。一切政令都通过形式意义上的“谕旨”而下达，太后们更多地是代替皇帝履行国家元首的象征作用。
这一制度的设计，与当时西方的责任内阁有相似之处：太后等于国家元首，代表最高权力，而不介入具体事务；而亲王负责的军机处则等于国家行政机构，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在这样的格局中，恭亲王自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亲王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令太后们感觉被怠慢，甚至怀疑将遭遇又一个多尔衮，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叔嫂共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1865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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