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帝国海军没有集中优势的兵力，组成强大的舰队，而是分成两队出战，结果给了清国海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坪井航三接着说道，“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坪井航三虽然说的激切，但他仍然很是理智，并没有点明是谁犯下了致使日本海军主力覆没的罪魁祸。
虽然他没有说，但是谈论的三个人，心里都明白是谁。
“海军不但缺少先进的舰船，还缺少得力的统帅。”木户孝允象是打圆场一样的叹息道，“这些都是我们以后需要重视的。”
随着海岸的渐渐接近，伊藤博文和木户孝允及坪井航三都不再说了。毕竟那个人和他们三个，还算是一派的（维新志士当中，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是萨摩人，木户孝允，山县有朋，高杉晋作，伊藤博文都是长州人），而且现在已经下台了。
“摄津”号很快靠了岸，此时大久保利通等人也都起来了。伊藤博文建议上岸用餐，大家都表示赞同，兴致勃勃的登了岸。
看到自己时隔多年，竟然又一次前来鹿儿岛请西乡隆盛出山，大久保利通回想起曾经和西乡隆盛共同经历的峥嵘岁月，禁不住感慨万端。
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在青年时期就结为好友，跟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一直在寻找勤王救国同时也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那时萨摩藩刚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明主，就是被誉为“当世三百诸侯世子中无人能比”的岛津齐彬。岛津齐彬在藩中锐意改革。对各方面都进行近代化的建设，同时广募人才。西乡隆盛很得岛津齐彬的赏识。成为他的手下爱将。岛津齐彬常称赞西乡隆盛“此人乃萨摩之宝”，但岛津齐彬不久去世，他倡导的“公武合体”（天皇与幕府权力合一）的运动也半途而废。西乡隆盛先被流放，后来他被赦免召回萨摩藩，则多亏了大久保利通利通的力量。大久保利通利通那时已成为藩中重要谋臣，在大久保利通的影响下，新任藩主派遣西乡隆盛进京利用以前的声望继续进行“公武合体”。此时的藩主也同样准备像岛津齐彬一样率兵入京勤王。但是，西乡隆盛这次追求的事业与以前已有所不同。结果藩主大怒。大久保利通得知此事，揣测藩主必不会轻饶西乡隆盛，但他又不能抛弃西乡隆盛，忠义二字之间，实难取舍，就提出与西乡隆盛互刺同死，然而此时的西乡隆盛“正思将以有所为也”。不愿让好友和自己一同送命（同样的事已经生了一次，估计是西乡隆盛觉得身上已经担着月照和尚的那份儿寄托，再添上条大久保利通的命，实在担不起）。于是西乡隆盛请大久保利通在藩主面前为自己求情，自己也做出反省的样子，因而得以逃脱严厉的惩罚。再次被流放到小岛。
在倒幕战争胜利后，功成身退的西乡隆盛没有在新zhèng fu中任职，而是带了一部分亲信回到鹿儿岛，推进藩政改革。后来是大久保利通亲到鹿儿岛，请西乡隆盛出山。西乡隆盛与大久保等维新人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除封建割据，建立zhong yāng集权。布“废藩置县”令，取消了土地买卖禁令，制定新的军制(从平民中挑选招募zhèng fu军，而由旧武士组成近卫军)。当时西乡隆盛身兼6军大将，近卫都督，参议三职，对明治zhèng fu的军政改革都有突出贡献，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一起被誉为“维新三杰”。这个时候，可以是说是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关系最好的时候。
而二人的交恶，则始自于大久保利通反对西乡隆盛以武士急进“征韩”的坚持。西乡隆盛的急进“征韩论”在朝议中的失败，让他愤而出走。西乡隆盛的辞职和出走在当时是件震惊朝野的大事，甚至被称为“明治六年(1873年)政变”，而就在今年2月，为日本奠定法制基础、曾身为**官、司法卿、因西乡隆盛的“征韩论”未被采纳、也因自己的一些法制理念未获接受而与西乡隆盛一起下野的江藤新平，在九州的佐贺3ooo士族的拥戴下，起而反叛，然而旋即被大久保利通迅镇压，并以极刑枭示众，是为“佐贺之乱”。西乡隆盛虽然没有响应江藤新平的反叛，但却更加的引起了明治zhèng fu的猜忌。而大久保利通对于江藤新平的断然枭，其实也有震摄西乡隆盛的意思，而以西乡隆盛之聪明，是不可能看不出来的。
事实上，大久保利通对于伊藤博文建议前去探望西乡隆盛，原本是反对的。但现在国难当头，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而且西乡隆盛原本毕竟是自己的至交好友，又具有极高的威望，如果能借此次台湾出兵事件的危机，弥合分歧，让西乡隆盛重新回到新zhèng fu中，可以说再好不过。是以大久保利通同意了伊藤博文的建议，决心前去探望西乡隆盛。
一行人上了岸，便坐了马车，前往西乡隆盛的住所。
一辆马车里，对坐着伊藤博文、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自从上了车后，三个人一直心事重重，互不言语。
大久保利通透过窗户，观看着道路两旁的景色。
此时天已然放亮，大街上的行人不多，显得很是静谧，但大久保利通还是感觉到了一丝异样。
在街上，时不时的会出现腰佩双刀的武士的身影。
他们的神态，虽然不似幕府时期那样的趾高气扬，但仍然可以见到他们脸上的傲倨之色。
平民百姓在见到他们之后，虽然不用再象以前那样的下跪或躬身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