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的心又被秦卫的一句话给揪了起来。
他突然有些害怕跟这个人说话了。
“乌克兰大饥荒”！那在苏联可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尤其是在他们这些高级官员中间，更是禁忌中的禁忌。为了防止大饥荒的事情被人知道，苏联zfu更是进行了严密的信息封锁，可眼前这个家伙又是怎么知道的？
谁都知道，乌克兰大饥荒其实是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场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苏联的高层之中，都或多或少的有那么一种猜测，即：这次饥荒有可能是人为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
崔可夫知道，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当时的乌克兰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在1930年夏季当地一次干部会议上下达过一个指示，说乌克兰农民不愿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试图扼杀苏联政权，但苏共政权的敌人打错了算盘，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到乌克兰农村中收缴藏匿的粮食，让农民们也尝尝饥饿的滋味。……这比当初苏联刚建立时所采用的“余粮收集制”还要可怕。要知道，“余粮收集制”的出台是因为当时刚刚诞生的苏联面对大量的内敌和外敌，前线缺粮。为了打败敌人，列宁等人才使用了这么一手。而依靠余粮收集制，苏维埃政权有了足够的粮食，很快镇压了敌人。可同样的，由于实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管理，部分地区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式，激起了许多地区的农民的反抗……所以。到了1921年，列宁等人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余粮收集制最终被粮食税所取代。
可是乌克兰大饥荒发生的时候，乌克兰却又重新拿起了“余粮收集制”……崔可夫知道，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饥荒达到高峰的时候，乌克兰农村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当然，这些事情是不被苏联zfu承认的。他们对外的口径就跟曾经因为报道苏联五年计划的辉煌成果而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特杜兰蒂所报道的一样：乌兰克根未发生饥荒，也不可能发生。
因为乌克兰是欧洲最著名的粮仓。
可这事儿瞒不过崔可夫这一级别的人。
因为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结果，这些人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了苏联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而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zfu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i，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而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i，苏共政治局又颁布了另外一项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农具、牲畜、种子等物，全部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此外，从1933年起，苏联官方又采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这种“生物学产量”来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可这除了让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在数据上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之外，对实际的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好处。
而因为对乌克兰的几项惩罚xing措施的实施，几个月后，到1933年chun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开始出现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虽然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xing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可从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却同样也没有停止。当年chun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可苏联zfu却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
“可这些事情都应该是被严密封锁的。即便是在苏联内部，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太清楚具体的情景，外界更不可能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想着自己知道的，或者是道听途说，又或是通过其他途径，也或者是通过自己总结得出的一些信息，崔可夫看向秦卫的眼神开始带上了杀机——这个中国人太危险，应该消灭！
可秦卫却对此仿佛没有感觉，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份报纸铺开到了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开始念念有词：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军事’，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征收制。其实这种‘军事’，实际上与‘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