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朝廷这边，与金国打一仗的决心也不强，首先天时不对，冬春之际动大兵，兵家不为。而打乃蛮这样的部族国家，动兵少不起作用，动兵众则劳民伤财，要起到实效，还得像开宝远征那般，遣良将精骑远征才行，这笔账，怎么算怎么不划算。
如今帝国的形势不比开宝时期了，皇帝在此事上垂拱而治，而作为推动此事的向德明、李继隆，则要担其责，他们不能不考虑若事败造成的政治影响。
朝廷有朝廷的顾虑，金国也有金国的忌惮，作为金王，刘金一方面畏惧汉兵之强，一方面又向往南朝之富，他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方才真正整合起乃蛮诸部，使其与漠北契丹分庭抗礼。
然而，二十年之积累，面对庞大的大汉帝国时，又显得太过弱小了。若仅仅面对汉军，他们能走能打，搞袭扰战术，游击作战，实在扛不住了，还能投降求和，与帝国相比，他们是光脚，负担没有那么重，漠北恶劣的环境逼得他们充满攻击性。
但朝廷若是同漠北契丹联合起来，刘金就不得不当心些了，汉金之间不那么熟悉，但契丹与金国之间打了那么多年，交锋无数，可是知根知底，这就不得不防了
就这样，一场战争消弭了，大汉边陲再度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与平静，汉、金、契丹继续过以往的日子。然而，有些事情是不可逃避的，至少山阳西北部倒下的数百军民，流淌的鲜血，深刻地诉说着与过往的不同。
这已经是金国两年之间第二次对大汉采取退缩与妥协的态度，上一次就是康宗十万大军塞上行时，与契丹的和议。
但对金国来说，发生在端拱元年秋冬的这场风波，意义重大，教训重大。最大的意义就是，让金王刘金对未来的战略更加清晰了，对金国的经营也更加冷静与理智。
首先，刘金明确了一点，乃蛮金国若想成事，首先就要消灭契丹，统一漠北，然后整合草原，再其后方可南下与大汉争锋。这是高原之上诸多强大豪杰、部族崛起，成就大业的成功路线，上一个就是契丹的开国之祖耶律阿保机。
其次，在第一点的基础上，还需要尽量维持与中原帝国的友好，要加强通商往来，从大汉获取草原稀缺的物资，在帝国保持强盛之时，袭扰犯边，实在不可取，收益太小，风险太大。
当然，帝国当下的情况来看，想要实现统一漠北的战略，只怕也会面临阻碍，大汉换了个皇帝，似乎整个帝国的气质都跟着改变了。那是一种莫名其妙，但确实有之的变化，刘金雄居漠北，南望帝国，即便隔得甚远，也能感受到。
于中央帝国而言，消弭了一场明显耗费巨大且不太必要的战争，自然是一件好事，不少此前对征讨乃蛮存有异议甚至明确表示反对的朝臣，都不胜欣喜。
同时，围绕着此事，新一轮的政斗又展开了，这一回牵头的，乃是徐士廉，他痛批“乃蛮之征”的决策，为莽撞不智、疲军费粮、劳民伤财、虚耗国力的行为，目标直指策动此事的尚书令向德明。
虽然战争消弭于未发之际，但前期的准备可都是来真的，调动的兵马可以回到驻地，征召的民力方归乡里，未发的被服也可以重归仓库，然已行之粮草，举动之间的钱粮资源损耗，却是基本浪费掉了，五万军队的后勤准备可是极其庞大的，也意味着其中的浪费有多严重。
因此，徐士廉的攻讦，并非无的放矢，就事件本身而言，都是言之有物，直指要害。而朝中附议徐士廉的人，也不在少数，就比如左都御史鲁宗道，也上表刘文济，斥为举措失当、有伤军国、靡耗民力。
与此前不同，这一回的风波，向德明是从容度过，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且不提徐士廉为何对在此事上发起对向德明的声讨，但他与那干朝臣、清流的攻讦意见，却惹怒了在朝中很少说话，但每一句话都不容忽视的群体：枢密系统，或者说实权军功集团。
对他们而言，他们可以不管行政系统内的斗争，但你不能把斗争波及到军队。而徐士廉等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他们的条陈中，很多内容都引起军队系统的极大不适。
此番征发未果，的确损耗不小，但若没有这些损耗，乃蛮金国岂能伏首服软，其猖獗之势岂能收敛？同时，依那群清流所言，那军队的正常调动轮戍、演习训练，算不算劳民伤财？朝廷养着那么多兵马，打造更新那么多军械舰船，算不算虚耗国力？
于军队来说，“马放南山”是最讨厌的事情了，在这方面，也格外敏感。而即便只谈决策之事，征讨金国也是尚书令与枢密院共同做出的决议，军争之事，他们这些将门世家、行伍出身，还不如一干文臣明白？
被激怒的军队系统是可怕的，其报复也来的迅疾，手段更是直接。驸马、乐平公、枢密使李继隆直接拖着病体找皇帝刘文济，态度决绝，语气严厉，向皇帝表明对徐士廉等人的不满。
并且上了一道劾章，说徐士廉等人不通军务却妄谈藏祸心，藐视将士之功苦劳，为免寒军队之心，请皇帝严惩，还将士一个公道。
顺带着，李继隆还提起一桩往事，言三十多年前榆林之乱时，徐士廉作为一名戴罪士子，也曾于丰州与守军浴血奋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