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残酷的土地剥削，导致川蜀民怨沸腾，群情相拥，但发生在熙元年秋的这场川蜀农民起义，之所以能够成事，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起义军首领王小波提出了两个震撼川蜀小民的口号，其一“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其二“为潘使君报仇”。
前者自不必再赘言了，乃是川蜀社会的根本性冲突、总矛盾，至于后者，却又不得不提一下已经遇刺身亡的剑南布政使潘佑了。
潘佑在剑南任上的这几年中，实则就两件事，斗权贵豪强，抗天灾人祸，地是切切实实为蜀中百姓做了不少事。
税改方面，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好不犹豫地从权贵、地主身上割肉，发生在其他地方的那些反弹行为，种种暗箱操作，在剑南同样有，并且不少，更为过分。
只不过，作为布政使的潘佑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更是个较真的人，被他盯上了，那就必须有个结果，而身负大令，又坚定地站在税改立场，最终的结果往往对权贵们不利。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实干派，勋贵官僚、豪强地主们所耍的那些手段，又岂能瞒得过潘佑的双眼，即便瞒得了一时，也瞒不了一世。
而只要被他盯上，最终的结果就是地财皆失，遇有土地争议，在潘佑的主导下，最终的判罚都是更利于小农、小民的。高利贷、变相奴役、剥削，各种强迫、威胁以及肉眼可见的丧失基本公平的合约，在潘使君这里都是无效的，都是可以直接取缔，并重罚施暴者
潘佑这种“立场极歪”的做法，自然让蜀中既得利益群体深恶痛绝，那是恨得痒痒的。只是，潘佑有权、有名，又有来自朝廷的支持，一时之间，也难以动摇。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剑南的政治状态是，潘佑这条过江龙兴风作浪，不断进攻，地头蛇们则是不断抗争，无果，妥协，后退
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有的人选择观望忍耐，有的人则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给潘佑惹麻烦，当然能量巨大的人则试图从朝廷想办法，看能不能把潘佑这个“祸害”给调走。
但可想而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连京畿道那等权贵扎堆的地方，潘佑都敢对抗，都能从权贵们身上刮下一层油水出来，何况窝在剑南的那干人等了。
当然，川蜀这边还是存在一些有份量的权贵，比如剑南的二王家族（王全斌、王仁赡），川东的崔史家族（崔彦进、史延德），这些都是当年伐蜀、平南的功臣，在几十年后依旧发挥着重要影响，乃至在勋贵、官僚集体中占据领导地位。
只不过，这些势力虽然强大，在朝中也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但还不足以让潘佑畏惧，面对攻讦与非议，他泰然而从容，态度依旧强硬，手段依旧凌厉。
潘佑知道既得利益者们有的是手段与朝廷与道司对抗，因此他不断派遣心腹、僚左去各地巡视，甚至不惜犯忌得求助到剑南的武德司头上，豁出一切要与剑南的“反动派”们斗。
同时，还在成都道司衙前设下一个举报箱，供整个剑南吏民举告，但有问题，一旦查实，紧跟着就是潘佑的重板落下。
而贯穿潘佑在剑南的整个履任生涯，剑南道就一直处在这种直接而激烈的对抗之中，政局十分不稳，斗争很激烈。剑南的既得利益者们固然被折腾得筋疲力竭，损失惨重，而潘佑同样在无尽的麻烦中，筋疲力竭，耗尽心血。
虽然对手的实力顽固而强大，虽然麻烦不断，问题重重，虽然追随者日益减少，虽然连自己一心维护的黔首小民都有不理解的时候，但潘佑始终像一颗楔子一般，死死地钉在剑南，维护着难得出现在剑南的那丝微弱的世道清明。
潘佑的有些做法实则也失之粗暴，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乃至有违朝廷的“法治”理念，在一些处置上拉偏架。
在早期，由于各种曲解、流言、中伤，潘佑在蜀中百姓心目中的名声并不好，因为这个人太折腾，让他们没有“安宁”日子过。
但是，屁民虽然容易被误导、愚弄，但人心之向背，却也需时间的检验。而几年下来，甭管潘佑做成了多少事，但那心系百姓、一以贯之为小民做主请命的作风，还是感染了不少人的。
潘使君是个好官，是剑南百姓的“青天”，类似的口碑也在几年后传扬开了。这样的好名声，则更让人嫉恨。
当然口碑好坏的核心，还在于带给小民的利益多少，就比如此次起义的王小波。潘佑对剑南茶政进行过大整顿规范，简单地讲，就是对茶业的利益进行再分配。
剑南的茶市就那么大，利益基本是恒定的，官府该得必须保证的前提下，潘佑自然又从那些勋贵、官僚、大茶商身上割肉，反哺给底层的茶商、茶农，不说解决严重的贫富察觉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茶商、茶农们的生计压力。
在井盐、丝绸两大行业上，潘佑也是类似的做法，不遗余力地撬动畸形的既得利益体系，将一部分利润分配给底层的商民，以缓解社会矛盾。
可以说，潘佑在任，从土地、茶叶到盐、茶，几乎是全方面地向既得利益者们发起挑战。在朝廷的默默支持下，还真让他做成了不少事。
如果不是过去几年天公实在不作美，灾害不断，如果世祖皇帝再坚持几年，再给潘佑一定的时间，剑南的改革或许能够以一种更为平顺的结果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