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城的事情说完了，继续回到我们当初南行的事情上来。
再向南，就出了大晋国边境，到了梁国。
当年，天下还是一统的时候，梁国只是当年那个大帝国的南方。帝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帝国非常的幅员辽阔，从北到南，用最快的马接力跑，也要跑上几天几夜。帝国的南方不仅从空间上远离了帝国的政治中心，帝国南方的人渐渐的也从心理上远离了帝国的政治中心，帝国的南方渐渐变得与北方大不同。人们的内心准则变得不同，人帽涞貌煌，人们的衣着打扮变得不同，人们的风俗习惯变得不同。渐渐的，整个社会的风气都变得不同。
在当时，北方的人会说南方的人不懂政治，南方的人会说北方的人只讲政治。北方的江湖人士会说南方的江湖人士没有江湖豪气，南方的江湖人士会说北方的江湖人士只会打打杀杀。
再到了天下三分的时候，南方自成一国。南方也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南方却没有因为有了政治中心而变得渐渐和北方一样，正相反的是，南方演化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规则，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风气。
现如今，梁国的皇帝是陆绪的儿子，叫陆修，梁国的年号为康定，所以人们都喊他康定皇帝。
康定皇帝与我们大晋国的大业皇帝，简直就是正好相反，登基前的经历相反，登基后的做法相反。
康定皇帝早早就被确立为皇子，梁高祖对他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康定皇帝的那些兄弟或许是因为一早就知道皇位肯定不是自己的，也都没有对皇位起心思，而是各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
康定皇帝的继位完全没有任何风波，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梁高祖在年纪大了之后，就将国家政事基本都交给康定皇帝来处理。梁高祖驾崩之时，康定皇帝已经基本上是一个成熟的帝王，他在悲痛中顺利的接过了帝国的皇位。
对比一下康定皇帝和大业皇帝在登基之后的施政方针。我们的大业皇帝的施政方针可以说是这也要管，那也要管，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这也要改，那也要改。无论管的好不好，看得真不真，改的对不对，我们的大业皇帝可以说是一个勤奋的皇帝。梁国的康定皇帝则反过来，这也不管，那也不管，这也看着行，那也看着行，这样能凑合，那样也能凑合。虽然梁国的康定皇帝这样一番凑合下来，梁国也是一片欣欣向荣，但他还是经常被批评为懒惰。
康定皇帝和大业皇帝做事的手段也是大不相同。大业皇帝登基前就习惯了隐忍和阴谋诡计，登基后，还是喜欢耍手段，在朝堂里做些挑拨离间，拉一帮打一帮的事情。康定皇帝虽然在施政方针上是老好人的做派，但康定皇帝在做人上却是坚韧和光明磊落，他总是堂堂正正地推行自己的制定的方针。
因为晋国和梁国的风气完全不同，孕育出了完全不同的大业皇帝和康定皇帝，而反过来完全不同的大业皇帝和康定皇帝，又让晋国和梁国这两个帝国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不知是不是因为两国的面貌不同，晋国和梁国当真是信守了和平的约定，两国均未在边界处设卡陈兵。一条大路，直直的走过去，不知在哪一点，就从晋国到了梁国。
直到走到了惠平城，在惠平城的城墙上见到了梁国的旗帜，才确定自己已经到了梁国。
望到了惠平城的城门和城墙，我就掏出了大晋国开的路引，检查了起来。
大力看我这番举动，问我：“你这是干什么？”
我对大力说：“假路引太多，我先找找看，哪些是不能用的，挑出一张最好的用。”
大力问我：“为何要挑最好的？”
我说：“毕竟是到了外国，入关检查，应该会很严格，我怕太假的不能通过。”
大力说：“收起来吧。梁国不查路引。”
我问大力：“那查什么？为什么不查路引？不查路引，怎么保证安全？”
大力说：“什么也不查。梁国就没有路引。梁国的皇帝不迷信路引。且不说路引这东西太好造假，即使查路引也查不出真假，就算是所有人都只拿真路引，真相干坏事的人，也不会因为拿着真路引，就不去干坏事。”
我说：“总算是有了路引，人就好追踪一些。如果有人干了坏事，凭着路引，官府总能快速抓到人。”
大力说：“只能方便抓到一些没本事的坏人。没本事的坏人，有没有路引，都好抓。有本事的坏人，有了路引，也一样难抓。”
我说：“那路引也就算是有一点好处，有一点好处就比没好处强。”
大力说：“路引是会有这么一点好处。但是路引带来的坏处呢？”
我说：“路引能有什么坏处？”
大力说：“成本就是一个大问题。路引总是要制造的。虽然一张路引看起来成本微不足道，但考虑到全国的用量，以及官府采购时的溢价腐败问题，官府每年因为路引是要花出去一大笔钱的。因为担心伪造的路引出现，政府每年还要投入不少钱研究路引制作的新技术。这么多钱花出去了，研究出了难以造假的新路引，却挡不住内部的腐败。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只要肯花钱，从官府里拿到真的假路引。”
我说：“路引坏处这么多，为什么大晋国不取消路引制度呢？”
大力说：“路引制度是吾皇想到的制度，谁人敢说不是。即使已经暴露出了问题，吾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