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我们岛城本是个贫穷而落后的海岛小城。后来，政府决定将海岛打造成震惊世界的经济特区，赶超香港和深圳。于是，一时间，岛城经济泡沫横飞，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商贾、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汇聚于斯，鱼龙混杂。
那是个无序的时代，岛城蛰伏着为数，尤以土地掮客为多。他们是岛城经济发展的冒险分子与投机分子。他们心中燃烧着某种不可告人的欲念之火，或行走于黑白两道，或行走于阴沟遍布的无名之路。他们常常以最快的速度跃入我们岛城的财富榜，并成为我们岛城老百姓的致富偶像。后来，泡沫破灭，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常常以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我们岛城销声匿迹，或彻底完蛋——那个时期，我们岛城绚烂的天空时常有人如鸽子一样展肢飞翔，然后，“噗通”一声，砸落于地，黑血如花瓣盛开……那是一个盛产故事的年代，故事离奇、精彩或者惨烈。
我的兄弟邹健算是一名比较幸运的土地掮客。
多少年以后，邹健开着大奔带着我经过海府大道时，问我，“想不想拐进去看看？”我知道他指的是大道西东湖里275号。
我点了点头。邹健便把方向盘一打，小车无声地驶进了狭窄的居民区巷子。
作为岛城“著名诗人”的我和作为岛城“著名企业家”的邹健走进曾经共同租住过的这幢民宅时，倍感亲切与伤感。
风吹雨打，宅院已经很破旧了。
院子里遍地是枯败的落叶，门前那棵大榕树宛如佝偻的耄耋老人，灰色的气根已长成了一条条粗壮的树干；宅子墙壁上裂出了一道道缝隙，长出了一棵棵小叶榕；木制的门窗几乎腐蚀殆尽，留下几根黑乎乎的框架。风在窗边呜咽，像一群被遗弃的孤独饥饿的小猫哀鸣。几个收捡破烂的乡下农民寄住在这幢宅子里，他们说：房东老陈前些年死了，这房产留给了老陈的一个在崖城工作的侄子，那侄子一年难回岛城一次，所以，宅子基本上无人管理与修整。
“还记得不？”邹健指着二楼的一个窗口，“那间是美女老师的闺房。”又指着另一间墙壁裂了个大口子的窗子，“那一间是我俩住的。”
我点了点头。我感觉喉咙里堵塞着什么，想咳嗽，却咳不出来；眼里也有些痒，一擦，有些湿润。“这里有我们永远的青春记忆。”我自言自语道。
那一年，岛城大开发。我大学毕业，应聘进了《岛城晚报》做实习记者。
单位没有住房，我只好到外边租房子。在东湖边人头攒动的信息墙前，遇到了来自湖南山区的邹健。“你找房吗？”他问我。我看了看他，点了点头。
邹健二十多岁，单薄的身材，黝黑的国字脸，乱蓬蓬的头发。他上身穿一件卡叽布夹克，下着一条蓝色裤子，脚穿一双黑色皮鞋。他的胸前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手里提着一只帆布旅行袋。这身装扮是那个时代乡村知识青年出行的标配。
“刚上岛吗？”我问他。
“上岛几天了呢，一直住旅馆，吃不消，也想找个房子。”他满脸诚恳地告诉我。
“有合适的没？”我问。
他摇了摇头。然后，递给我一张小纸条，一脸微笑地说：“刚刚买了条信息……你看看，这租金倒是不高，就不知房子怎么样？”
我接过那张皱巴巴的小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东湖里275号，有单间出售，月租180块。我一看这字迹就知道是那些整天在信息墙边上贩卖小道信息的“盲流”所为——他们提供的信息一般不准，但要的信息费挺实。
我说不知这信息是真是假，这房子倒是市中心，交通也挺方便。
“要不一起去看看？如果是真的，就合租？”邹健说。
“也行，”我说，“那就去看看吧。”
我看了一眼邹健手里提着的旅行袋——那袋子年代久远，上边有一行红色的大字依稀可辩：大海航行靠舵手。红字下边是一幅巨轮乘风破浪图。
我看着邹健的旅行袋的时候，他显得有些惊慌，目光里有一缕警惕。“就几件换洗衣服，嘿嘿，几件衣服。”他斜睨着旅行袋告诉我。
那一刻我想笑，我说，“别担心，我不是坏人。”
我们横过一条街，穿过一条巷子，朝东湖里走去。
路上，邹健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是记者。他便显得很惊奇，咂了咂嘴，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记者。”
我骄傲地笑了笑，问他什么大学毕业的？
他窘了一下，说：“没上过大学，家里穷，高中没念完就回家务农了，现在是乡里的计划生育干事。”
我问：“你来岛城找工作？”
他摇了摇头，脸上呈现一缕羞赧的微笑，有点结巴地说：“我是……来找……未婚妻的。”
“你未婚妻在岛城？”我好奇地问。
“嗯。”他点了点头。
我们按照小纸条上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了东湖里275号。
这是一幢明显改造过的带园子的两层民宅，第一层由火山石砌成，第二层是砖混结构。园子不大，中间有棵大榕树，树干撒下无数连接地面的细小气根，树冠枝叶伸张，宛如一把大伞覆盖了半个园子。
“环境不错啊！”我对邹健说。
邹健不以为然，说：“一般般，我们老家像这样的环境多的是。”
“忘记跟你说了，合租是行，不过，我晚上熬夜，怕影响你。”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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