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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民国建立之后，日本因为战略方面的考虑，将先前对台的政策由“工业日本，农业台湾”转变成“工业台湾，农业南洋（说白了其实就是从泰国进口粮食）”。台湾的工业由此获得了迅猛的发展，1932年时台湾的农业产值与工业产值之比就已经达到了6：4，而当时的内地却才达到9.03:0.7（没算失陷了的东三蔠。，而ruguo以发电量为例，台湾的人均年发电量更是超过了内地的200倍。在教育方面，台湾同样远远领先于大陆（不过严格来说，早在甲午之前，台湾的识字率就比大陆高了，并不全是日占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即使将所有年龄段的人口都计算进去（1914年的时候台湾614岁的少年儿童就学率就超过了70），即便要求小学毕业、能够读写和运算，台湾现在的识字率也超过了80，哪怕与日本本土相比也并不逊色，而同样标准下（民国乃至解放初期，内地只要认识一些常用字就算是识字了，标准非常地低，小学上到四五年级、也就是说所谓的高小，都算是有文化的人），内地的平均识字率甚至可能只有5
相对厚实的经济底子使得台湾承受横征暴敛的能力更强，而将其视为“准本土”的日本当局对台湾也始终要比对朝鲜客气得多（注1），因而台湾民众的生活水平虽然大幅下降，但还不至于活不下去。
而朝鲜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本来民众的生活就够艰苦了，日本当局的剥削与压迫却更加残酷，顿时朝鲜半岛上饿殍遍野。再温顺的人。真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也可能鼓起拼命的勇气。而抗联派回朝鲜的游击队虽然大多被日军剿灭，但其中也多少有些人幸免于难，在他们的努力下。朝鲜民众不再像以前那样被日本当局完全蒙蔽，他们开始了解到中国军队反击日本侵略军的节节胜利，也知道了朝鲜民族当中仍有并未屈服的勇士，于是起来和日军拼命的人越来越多。这令本就兵力吃紧的日军大本营统帅部头痛不已。
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效仿中国宋朝时的做法，开始一反常态地大量征发朝鲜人当兵，这样前线既有了炮灰可用。朝鲜民众也会因为青壮被大量抽走而失去反抗日本暴政的能力。但出于对朝鲜人战斗力与忠诚度的不信任，日军大本营新组建的30万朝鲜军（包括3个兵力2万余人的野战师团、5个兵力1万多人的治安师团和20个守备队或独立守备队。）中的军官（军曹以上）大多都有日本人担任，朝鲜军人就算能力再强、功劳再大，也最多只能晋升到中佐大队长，而且难度还不是一般地大，这种明显的民族歧视无疑在朝鲜军中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日本人中并不是没人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能够怎么办？全心信任这些殖民地的棒子？不过是些炮灰而已。迟早都要消耗掉的，何必为了他们劳心费力、却还要遭到国人非议呢？
虽然朝鲜军的定位是炮灰，但是毕竟有30万之众，而且都是精壮（朝鲜此时约有2000万人口，只选30万人出来的话。素质还是可以的。），哪怕只能训练到伪满军的水平，也多少能有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在武器和补给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将其用于防御应该可以抵得上如今素质已经大幅下滑了的日军20万，即使是野战，也不会弱于10万日军。
因此日军大本营统帅部对于剿灭抗联的信心不觉又恢复了不少，决心也更加坚定，为了尽快“收复”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的满洲“失地”，日军大本营将工作重心集中于朝鲜军与日本新兵的训练和装备，无心也无力掺和中国的内战。事实上日军大本营统帅部一度甚至想要主动放弃平津，将其兵力全部北调、物资也统统带走，与海拉尔日军合兵一处，等到计划中针对抗联北满根据地春播的“满洲春季攻势”开始后让其攻击抗联根据地的侧翼，那时徐向前纵有通天彻地之能，也必然会顾此失彼，但这个至少纸面上看颇具可行性的计划却因为害怕国内少壮派的“天诛国贼”而没敢实行，这也被后世史家认为是二战期间日本最重大的战略失误之一
日军没什么大的动静，原本受命防范日军与老蒋联手的十五集团军就没了用武之地，而由于中原的国军已经全被日军消灭或击溃，原来的河南省主席商震又与赤色党关系不错，因此中原大会战胜利之后，中原边区政府直接派出干部接管郑州、开封等地政权就行，根本用不着打仗。因此十五集团军并没有与国军交上火，只是派出一部分人马向武汉方向佯动了一下
虽然只是佯动，可国军却并不知道啊？加之十五集团军如今早已是国内公认的第一强军，哪怕不能确认真假，老蒋也不敢冒险，当即将围攻闽赣边区的大军调了回去，令武汉及其周边的守军总数再次超过了八十万，而新四军的一支队与四支队这两大主力则乘机回援，将闽赣边区的失地尽数恢复，甚至还利用国军主力退走的机会拿下了红军改编时依据协议放弃的浙南部分地区，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闽赣边区也由此恢复成了闽浙赣边区
注1：当时在台日本人的平均工资约为台湾人的两倍，但考虑到在台日本人所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普遍要比台湾本地人更高（历史上战后的台湾很多工厂都因为日籍管理与技术人员离开而无法正常运转甚至倒闭，直到后来老蒋逃到台湾并获得美援之后，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