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志,关于征北侯和威武侯冲突一事,你有何意见呢?”
萧何我站了起身,表情严肃:“陛下,以微臣浅见,对征北侯,我朝只能安抚为主。他声称要走,并非真的就是与我朝离心离德,只是受了欺负觉得委屈罢了。只要陛下秉公惩治此次闹事的襄阳镇军将,给征北侯一个交代,那他自然就会回心转意了。”
仁兴帝还没说话,方岩已先冷笑了:“征北侯的东平兵马固然重要,但荆襄军在我朝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尤其是如今北伐正紧的时候！萧断事官,你口口声声要处置襄阳军的军校,难道就不知,倘若乱了襄阳军心,会给我大唐造成何等的后患吗?”
先前无论方岩说什么,萧何我不是反唇相讥就是冷笑讥讽。但这次,他紧紧抿着嘴,对兵部尚书的责难一言不发。
没有人奇怪萧何我的反应,殿中众人都知道,方才双方的讨论已渐渐触及了朝廷的禁忌——荆襄镇与江都朝廷的关系,那是南唐朝廷中人人皆知又讳莫如深的禁忌来着。
荆州、襄阳,两城自古乃江淮间重镇,是南朝抵御北魏的最强要塞,南朝历来在此驻扎重兵,威胁中原,力抗北魏。但世间事情总是这样,凡有一利必有一弊,荆襄镇是南朝的第一大军镇,军力雄厚,而且因为它扼长江中游,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得它在抵御北魏的同时,也对下游的江都城形成了居高临下的俯眺优势——在殿中议事的人都不会忘记。当年南朝的开国太祖李长生之所以能顺利篡夺残余的刘汉朝,席卷江南。也是因为他掌控了扼长江上游的荆州和襄阳两镇军力。
南唐修订的官史《刘汉史》上记载,刘汉的光显帝十一年,刘汉末帝刘南因为仰慕大唐太祖李长生“勇毅武功,人品贵重,品行高洁,堪为天下所望”,他遂“自惭形秽”,称“天下者。有德者居之,有力者居之。朕无德无力,何以居此重位?”,于是汉末帝“自愿”地派出朝中重臣持诏书请李长生入江都,将传国玉玺和天子剑奉上,昭告天下,表示自愿禅让皇位给。
显然。刘汉末帝能做到这种地步,已可以算很有觉悟的好同志了,但太祖李长生的觉悟比他还要高。史书上,这位大唐“楚王、都督荆襄诸镇军事、都督中外军事、总统内外诸军、太师、假黄钺”的李长生先生接到诏书时候,他的反应是这样的:“始闻帝诏,太祖涕而泪下。执天使手云:‘吾生为大汉忠臣,死为大汉忠鬼,岂敢觊觎非人臣位?’遂坚拒诏书。
次日晨,帝诏再至,太祖再拒。匍匐跪地,哀号涕泪。久久不起,坚拒诏书;
第三日,帝诏三至,太祖悲恸莫名,言‘吾本赤子,圣上何疑吾等至此乎?主忧臣辱,罪臣唯一死以证清白。’遂拔剑欲自刎,幸得众将在侧,夺剑阻之,太祖欲再寻死,以石阳侯为首,众将跪而抱膝,哀声称‘天与弗取,必致大祸。君或无惧,但吾等尚有父母妻儿需供养,请君怜悯’。。。
总而言之,《刘汉史》记载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李长生同志对皇位毫无所图的高尚情操,这位淡薄名利一心为公的大汉忠臣之所以最后被迫黄袍加身,这完全是被朝廷中和军队里的反动势力勾结迫害所至,跟清纯美女校花一步步沦落为失足妇女一样,简直是太无辜太令人发指了,令人同情。
当然,有些东西,《刘汉史》是不会记载的。它不会告诉大家,“楚王兼假黄钺”同志接到诏书的地点,并不是在他的驻地襄阳镇守府里,而是江都城门外的白下集,那里距离城门还不到五里路;而且,李长生他也不是一个人来江都公款旅游的,在他身边,还有雄壮的数万来自襄阳和荆州的雄壮军士,上千的斗铠,而在他身后,还有更多的兵马正源源不断地登陆,荆、襄两镇的水师舟船那如云的船帆已经遮蔽了长江江水。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这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南唐的官史上自然是不会记载的。但除官史以外还有野史,野史以外还有民间传说,南唐开国不过三百年,历代虽然也出过昏君,但文字狱这种高难度的动作他们还不懂,所以很多东西大家就是想忘都忘不了。殿中众人除了皇帝李功伟以外,哪个不是进士出身,博阅群书满腹经典,当年鼎革之际的那点猫腻都是了然于心的。
大唐开国三百年来,荆襄间虽然再没出过象李长生那种气运逆天到足以改朝换代的强者,但桀骜不驯的权臣和军阀倒是出过不少。尤其是永和年间的襄阳大帅恒元子,那是令江都君臣至今想起都要冒冷汗的狠角色。此人权势最鼎盛之时,随意废立皇帝,带兵入朝,将跟随太祖起兵开国的十五户功臣豪门剪除殆尽。当他气焰嚣张时,即使强盛如沈家也不敢与他轻攫其锋,只能选择退而避让、委曲求全。大家都说,倘若不是恒元子在六十一岁那年突然暴毙身亡,只怕又是一个李长生了。
总而言之,荆襄镇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是有特殊意义的,荆襄镇拥有的力量实在太可怕了,掌控了如此强大的兵权,哪怕再忠诚的臣子坐到那个位置上都会变质。所以,南唐朝廷对荆襄总帅的感情历来是复杂的,又爱又怕,又疑又惧——没他不行,不然北兵会随时可能打到江都城下的,皇帝要睡不着觉的;但他太强了也不行,皇帝同样会睡不着觉。
所以,皇室在任命荆襄镇镇守将军时候,选人的第一标准并不是“英勇善战”或者“足智多谋”或者“战绩赫赫”那种,而往往是要那种“老成稳重、成熟稳健”型的人物——最好是那些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子、身上带着七八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