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泽膺陷入长考,其他人则似乎听得一头雾水。
「纯粹才有力量,但现实中未必能见到纯粹,我们必须吸收纯粹的精华,转化为能驱动人民共,同迈向里想社会的力量…」眼看第一个问题就搞得太複杂,我多说几句式着打破沉闷道。
「那您为什么说【平均地权】是耕者有其田──然后要透过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手段来实现?」周绍山打破沉默问道:「直接打破阶级剥削、解决异化问题,让真正的生产者握有生产工具不是更简单吗?」
我回答周绍山道:「周同学,如果照你的说法──让真正的生产者握有生产所需的工具──那一切就简单了,我们根本不用这么麻烦,还要去照价收买什么的。我们只要画分出新的阶级,让佔中国99%的贫下中农跟地主分开,画分阶级,然后发动斗争、去鼓动贫下中农攻击地主。等到把地主阶级消灭之后,简单说就是把地主杀光之后,大家再来分田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这样就可以让最底层的农民手上沾满地主阶级的鲜血,让他们犯罪、永远也不能脱离我们的掌控──这样我们的革命必然会成功!」
「但要对抗帝国主义,中国没有富起来是不行的!所以曲某所主张的民生主义,重要的是发展交通、提倡技术、增加生产、发达国家资本…」我笑笑续道:「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核心力量是【民富】、【民智】──有智识才不会愚昧、不会迷信、才会有秩序有规矩,有理想有爱国心;有财富人民才会健康、摆脱东亚病夫,才会真正做到国富民强。西方帝国主义讲的是【霸道】,中国几千年来讲的是【王道】。什么是【王道】?就是人民富而好礼,对弱小民族平等以待,共同促进人类繁荣──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先从【让少数人富起来】做起,提倡教育、发展生产、促进繁荣。」
「要救中国,单单靠杀地主、抢土地是不够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能强大,是有他内在的价值观,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lún_lǐ与资本主义精神】…」我解释道:「贫下中农人数虽然众多,但却没有掌握发达资本、提高生产力的要素──就是资本与技术──盲目地斗争资产阶级,只会让中国陷入无产阶级的暴民政治……。」
我看学生们个个专心聆听接着道:「不流血、让农民透过恩赐取得土地,当然农民的忠诚度就不会如同透过阶级流血斗争那么高;但是诸君应该回头想想,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均富】,不管穷人富人每个人都要富起来。但是【均富】需要资本、需要知识、需要技术,有资本、有知识、有技术才会有力量。所以曲某主张透过【耕者有其田】,将地主阶级的土地移转到佃农手里,透过【包产到户】让农民有生产的动机,最后透过【耕者有其田】将地主的资本累积到国家工业资本中,再透过【国民义务教育】累积知识与技术──只是平均是不够的,平均可以让每个人均富,也可以让每个人均穷。」
「阶级革命不仅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革命,更是掌握知识工具者与无知者之间的革命。我们要发达国家,就要靠知识来提高生产,如果一切掌握在无知识阶级手里,是真正做到平均没错,但人人一样穷;我们要发达资本、发达技术、发达工商业,再透过税收、社会福利与各种社会保险,让人人不但天天都有白米饭、餐餐碗里三两肉,更要做到农村四有──有农田、有房子、有饭吃、孩子有学校上;三通──通车、通电、通自来水;两平──物价平稳、道路平直──这样才是我们搞革命的目的!」
「哗…」学生间起了一阵骚动。
陈仲弘问道:「那地主怎么会乖乖听话呢?」
聂双全应道:「不听话就打啰!」
我接口道:「聂同学说得没错,革命可以尽量避免流血,但革命绝对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说得好!」邓先圣道:「所以您的意思流血是革命的必要条件啰?那是要流谁的血?」
「革命的敌人要流血,凡是封建遗毒太深、不能进步、不能响应革命的,就要让他们流血」我道:「革命家更要流血,只有有流血的觉悟,才能真正唤起民众、打倒革命的敌人。」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革命者要先做好心理斗争,做好流血的觉悟」周恩来接着道:「接着从宣传做起,凡是进步的、听得进去的、愿意配合的就连合起来,不愿意的、抵抗的就一律打倒?」
「没错!」
赵国富道:「所以在打倒的过程中,要先区分轻重缓急,先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打倒主要敌人后再慢慢解决次要敌人啰?」
「赵同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