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柱和林启龙都极力协助明军作战，情报不用说，两人都派出敢死队在战时给杰书搞破坏，甚至焚烧营房制造混乱。
“如果我们全歼了杰书的大军，或者把杰书打得完全喘不过这口气来，那一心想自立的张长庚、蒋国柱就会把我们视为首要的敌人。现在他们未必没有这个念头。而现在并不是在这些地头蛇的土地上和他们苦战的时机。再有几年我们就能取得对他们的压倒性的优势，甚至可能直接命令张长庚投降。”巩焴认为正确的办法是见好就收，保留清廷对江南一定的威胁，这样清廷的督抚们就会继续依靠川军：“这次杰书损失并不大，主要是士气受损。经此一败，他肯定知道江南的衙门都被我们渗透了，不然他拿到的情报不会错得这么离谱。更不会午时刚过，后方就几十处同时火起，我们的突击部队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摸到他的帅帐前才被发现——短期内他是不敢再和我们在江南决战了。”
邓名也听懂了巩焴的设想，杰书这一仗败得非常不服气，而且多半怀疑起东南的督抚来，这就意味着若是东南督抚继续依靠川军，清廷多半不敢再来莽撞送死，而如果东南督抚驱逐川军的话，杰书很有可能会再来一趟，他还有实力，也不会再信任两江的“友军”，没有川军的协助，蒋国柱多半顶不住他。
现在邓名在山东又搅和了一通，这也给了清廷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可以把军队调回北方重整。至于山东的扶清军到底下场如何，巩焴、川军将领和夔东军的将领不了解，也不太关心，邓名出击就是为了吸引清军的主力，最后也牵制了几万清军后援，迫使清军主力不认真核实情报就莽撞的进攻，在明军看来，胶东战场已经完全达到目的了。
“对我们最有利的，就是让周培公去暗中捣鬼，让清廷在胶东的招安失败，这样今年清廷就不用干别的了，深陷在山东的泥潭中，我们还可以提供武器，让胶东军和清军旷日持久地打下去。祖泽溥多半还会被清廷追问罪责，这又是一场官场动荡，对我们来说也有利无害。”巩焴的看法就是让胶东继续搅和下去，只要议和破裂，那清廷绝对不可能在山东存在叛军的时候让主力下江南。
这个设想和邓名的稍有不同，看到那些胶东难民的苦难后，邓名也不忍让战火在胶东长期蔓延下去了。不过巩焴的看法显然代表了明军的主流意见，张煌言和李来亨都支持这个构思。看出邓名似乎有些不忍心后，张煌言还表示他可以接纳部分难民到崇明来。
会议结束，张煌言离开后，巩焴转了个圈子，拉着李来亨他们又回来了：“此外还有一件事，蒋国柱和赵国祚打算在他们的省里兴大狱。”
得知淮阳一战的结果后，南京和杭州就在第一时刻给扬州这里派来了道贺的使者，他们同时向李来亨、巩焴暗示了他们几乎在江南和浙江兴起“明史”、“奏销”两案。
“湖州明史案牵连极广，而且还会有许多附属的小案，北京的意思是要杭州处斩几十人，流放百人，查抄他们的几百万家产。”赵国祚的密使向巩焴表示，杭州必须要执行这个指示，修复一下与北京的关系，而且还要把一半的抄家所得（账面上的）送去北京。去年漕运损失了，杭州通过此案可以向北京提供百万两的现银，肯定会让索尼大喜；而赵国祚打算用来收买邓名的，则是购买一百五十万两白银的大明国债。
“但比起蒋国柱的奏销案，这就实在算不了什么了。几年前还有一场哭庙案，明明是蒋国柱亲自断的，还借此给朱国治又添加了一条罪名，但他居然也要翻案。这些案件加起来，大概要免去超过一万三千人的功名，论死、流放的超过七百人，没收和追赃超过千万两，免除功名以后还能给蒋国柱带来百万两以上的税收增加。”大兴文字狱除了能填满清廷的库房，还能震慑汉人知识分子，对此清廷肯定是乐见其成。不过这次蒋国柱只打算给北京象征性地上缴一百万两银子而已，剩下的他都要自己扣留。
“蒋国柱保证拿出五百万两银子来购买我们的债券，”巩焴笑道：“而且他还打算一个士人都不杀，把他们连同家人都送给我们，大概他也听说国公在四川办书院需要大量读书人，这些人本来都是有家有产的缙绅，自然舍不得去四川，但现在他们就得在去四川还是去宁古塔为奴两条路中选一条了。”
“巩先生的意思是支持蒋国柱办案？”邓名有些吃惊地问道。
“为什么不支持？明史和哭庙两案也就罢了，这奏销案很多人并不冤枉，这些人确实逃税了。”巩焴冷笑一声，清廷以这些缙绅逃明朝的税为罪名来惩罚他们，和大顺在北京做得也差不多，只是李自成操之过急，而清廷显然接受了教训，要等天下大定后才开始追赃。
在邓名的前世，清廷一直等到永历被赶到缅甸后才策划文字狱，这个时代因为邓名的威胁所以清廷始终在犹豫，如果不是财政难题越来越大或许还隐忍不发。而在邓名威胁东南的时候，清廷也立刻放弃了追赃的念头。
“蒋国柱和赵国祚追赃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不过只要他们一天还是清廷的官，这笔账就得算到清廷头上去。”淮阳一战刚刚结束，清廷已经暂时放缓了追赃的念头，但巩焴却决心加一把火，一定要让清廷把这件事办成了：“所以只要蒋国柱肯干，我们应该全力支持，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