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种欠条凭证交易到，因为朴烦虽然有大部分货物的定价权，但是盐价他是管不到的，盐价是由盐商来定的。
在盐行的人眼里，这就是一下子让他们的售价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因此任凭朴烦好说歹说，这些盐商的手下就是不同意降价出售食盐。
正好卢欢押送着新一批川盐抵达武汉，现在成都的五大盐行对外已经形成攻守同盟，采用统一的价格和政策，然后平分利润。听说卢欢抵达后，朴烦和于佑明就赶紧跑去找他，希望他能出面修改对武昌的食盐价格，好让成都工业银行的凭据能够拥有更好的信用。
“我们当然不能降价。”得知对方的要求后，卢欢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我肯定不同意，就算我同意，其他四家也不会同意；不错，我有权修改程都府盐商联合会在武昌的政策，但肯定不能不经过他人同意就做出这么大的修改。”
于佑明指出，虽然售价下降了三分之一，但欠条的购买力也提高了，所以并没有亏。
但卢欢依旧不为所动：“欠条是不是能够兑换更多的银子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对我们来说银子没有用，这里每卖一百斤盐，我们就需要向刘知府缴纳一百元的赋税；每代售一百斤的淮盐，除了缴纳一百元元的税赋，还要再交给刘知府五十元的分成。我怎么可能降低售价到一百斤盐六十六元呢？那样每卖一百斤盐我们就要赔八十多！”
至于那部分可以不收欠条而是用银子来交换的盐，卢欢指出他也并没有从这个协议中得到任何好处：“与其辛苦地收你发的欠条凭据，我宁可直接收银子，提督和刘知府一样给我们盐商购买铁矿、船只的许可了，不行，你们工业银行的欠条凭据我们不能接受。”
第三节 上风
现在成都的权利分配依旧很混乱，邓名没有在成都进行长期停留的时间，每次都是搭建一个框架就急急忙忙出征，而且总是一去就数个月不归，这导致成都各派都有争夺权力的空间和机会。
对邓名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川军不进攻就是等死，每次暂停进攻都是往毁灭的悬崖边迈了一大步。因此邓名不可能考虑留下监督、指导成都的发展，再说对外掠夺对发展成都也有极大的益处，迄今为止邓名从李国英手中捞到的东西最少，但就是那几百、上千头牛，四川自己就是闷头鼓捣几年也别想鼓捣出来。
虽然上次离开成都前邓名组建了税务局，并把税收工作从知府衙门转移到了税务衙门，但在邓名离开时还没有尽数完成。等邓名越过武昌向下游进发后，刘晋戈也就停止向税务局移交权利，即使在邓名的框架上后者都是知府衙门的下属机构，对此自然也是无可奈何。
邓名对川盐很重视，因此刘晋戈对此也很重视，他因为精力问题不能插手各个行业，之前把管不过来的行业大都移交给了秦修彩，但盐业利润又高，又是邓名的重点扶持项目，刘知府当然牢牢握在手中不肯松手，盐税问题刘晋戈一向是亲自过问的，就连税款都是直接上缴给知府衙门而不是通过税务局。
成都的大部分人对此也视为理所当然，其中包括税务局长秦修彩在内。
税款直接上缴给知府衙门才是传统，而税务局这个中间结构反倒是新兴事物，当初邓名建立这个机构的理由也是为了帮助刘晋戈分忧——成都官员也都接受了这个说法。既然是帮忙的，那换言之就是帮刘晋戈处理他不想受的累，而刘知府很愿意亲历亲为的事情税务局自然管不着。
有知府衙门撑腰，卢欢对朴烦这个税务局副局长没有一点儿畏惧心理，还不依不饶地对税务副局长说道：“若是税务局能退还我们的税，让川盐的盈利维持在每百斤百元，代售的淮盐每百斤五十元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接受朴局长的定价。”
朴烦当然做不到，盐税是邓名定下的，就连刘晋戈都未必能修改，再说税也不是税务局收的，他去哪里给盐商退税？
见朴烦不说话后，卢欢又冲着于佑明说道：“如果我们在武昌每收一元工业银行的凭据，工业银行都按照三倍的价格在成都补偿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接受。”
于佑明当然也答应不了，其实就算于佑明答应，卢欢的考虑结果多半还是不接受，因为就算成都工业银行给三倍兑换率，对盐商来说不过是没有吃亏而已。但现在武昌欠条紧缺，这三分之一需要欠条的盐可以溢价卖出。现在盐商的惯常做法是，按照成都知府衙门的意思，让武昌用知府衙门指定的物资来交换，其中甚至还包括人口——虽然邓名走之前曾指示刘晋戈要找机会获得工匠，将来有可能的话要设法输入火药和青铜，但鉴于成都男多女少的严峻形势，刘晋戈已经把邓名的政策修改为输入未婚女子为优先。
除了背靠知府衙门这靠山外，卢欢还隐隐觉得自己是比于佑明和朴烦更高等的国民，他和其他盐商都是刘曜的辅兵，不管他们辅兵在军中的地位多么低微，卢欢他们依旧是川军本土派，是成都最早的势力。盐商雇佣的人手中，也是以本土派为主，尤其是曾经在刘曜、杨有才手下服过役的人，更是深得卢欢等人的青睐，从绵竹、江油、剑阁等地驻军中退役的人，虽然距离稍远但也属于卢欢划分中的最高等人。邓名手下的五大将中，卢欢他们最喜欢的是李星汉，认为他是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