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县西北黑牛王庄、宁津城歼灭伪军2000余人，打开了抗战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又决定调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兼343旅政委萧华率一批干部去黄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随后，萧华率领旅部机关干部100余人由晋西南进抵山东省乐陵县。9月27日，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并将该地区部队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萧华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5支队、津浦支队和第6支队（由冀鲁边地方武装编成）。第5支队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王叙坤，参谋长刘正，政治部主任刘贤权，下辖第4团（团长褚连三，政治委员朱廷宪）、第5团（团长龙书金，政治委员曾庆洪）、第6团（团长张策平，政治委员赖国清）。第6支队长邢仁甫，政治委员周贯五，副支队长冯鼎平，参谋长程政杰，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下辖第7团（团长李子英，政治委员崔月楠）、第8团（团长杨柳新，政治委员陈德）、第9团（团长杨铮侯）、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政治委员潘寿才）。
部队整编后，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并成立了几个游击支队。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时说：“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
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示115师所采取的上述行动，就属于“先斩后奏”的性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紧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而把主要兵力对付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与此相呼应，国民党顽固派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制造麻烦。而山东起义后组织起来的武装既缺经验，又缺干部，派主力部队去山东已是刻不容缓。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115师343旅685团去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进行抗日斗争。
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指出“陈、罗率部及陈光旅的主力（两个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陈罗东进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尚昆、小平认为可行。”
12月间，朱德，彭德怀向陈光和罗荣桓下达了命令，要求已到达晋东南附近的685团以苏鲁支队名义先行入鲁。先是首战韩庄、崔庄，歼灭伪军王显臣部800余人。不久，苏鲁支队到达湖西与湖西人民武装起义力量组成的山东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进行合并，并改称苏鲁豫支队（支队的活动范围还包括河南的夏邑县）。当时，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文玉（吴法宪）任政治委员，支队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
随后，按照军委部署，115师师部和686团在陈光和罗荣桓的带领下，也于12月20日晚从山西西部的灵石县双池镇出发东进。部队冒着纷纷大雪，越过日军封锁的汾河和同蒲路，翻越了白雪皑皑的绵山，到达了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驻地屯留附近。陈光和罗荣桓与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等在敌后相会，感到分外亲切。朱德还特地到115师驻地看望指战员，给干部们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还应罗荣桓的请求，为115师的《战士报》题写了报头。罗荣桓等去总部汇报工作时，朱总司令留他们吃饭，并亲自下伙房，给罗荣桓等人炒了一盘辣椒猪肚，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就在这时，国民党为了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决定在敌后成立苏鲁和冀察两个司令部，并无理要求115师归还第2战区建制，并要求八路军在山东的地方部队统一由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同时兼任第51军军长）指挥。
如果执行国民党的命令，八路军将很难保持自己作战的灵活性，也不便于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对蒋介石的命令只有置之不理。但是，当时国共正进行合作，为避免国民党找到反共的借口，115师去山东的事最好还要有理由。恰好就在此时彭德怀要去冀南找国民党的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就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八路军一个支队并强令取消抗日政权（冀南行署）的事件进行谈判，115师便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护送彭德怀。然后，名正言顺地翻过太行山，穿过平汉路，直接进入山东。
就在部队出发前，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已经临产，罗荣桓前往医院探望。2月14日，林月琴生了一个男孩。即将出发的罗荣桓看到母子平安，放下了心。林月琴一想到自己的丈夫即将出发，心里当然是恋恋不舍，正好孩子的名字还没有取，就让罗荣桓给孩子取个名字。罗荣桓略一考虑，想到115师当时的任务，便说：“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
说完，便告别了正在坐月子的妻子，踏上了东进的征程。
罗荣桓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切实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东面，就是日军的后方。东进，就是到敌人的后方去。后来，罗荣桓给儿子取名字的故事在部队中传得很广，并在以后的作战中，115师的许多部队都用这个名字作为部队的代号。“东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