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奸，……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获开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报国人……”
115师在樊坝取得了重大胜利，为老百姓除了一害，一下子在当地树立起了八路军的威信。刘玉胜的告同胞书，在郓城四乡广为张贴，影响也非常大。老百姓为感激八路军，燃放鞭炮，敲锣打鼓，进行慰问。有的人还自动购买棺木隆重安葬烈士，焚香化纸祭奠英灵。这一切曾使115师的干部战士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刘玉胜又拉起200多人的队伍，来找杨勇，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战。
樊坝一仗，打开了鲁西的局面，当地老百姓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为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陈光和罗荣桓决定，从686团中抽出第3营和教导队，再加上师直两个连，由杨勇和何德全、张国华、欧阳文等人领导，留在运河以西地区，称为东进支队第1团（后来改为独立旅）。张仁初、刘西元接任第686团团长和政委，率余下的两个营随师部继续东进。鲁西地区的开辟，使115师在山东又取得了一个立足点。
当时，在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正月里来正月正，
东进支队到山东。
罗荣桓陈光领兵马，
杨勇将军是先行。
二月里来杏花红，
奔袭樊坝是杨勇。
活捉伪军五百七，
义释团长刘玉胜。
3月7日，八路军115师686团向东渡过运河，进入泰（山）西地区。师部派出骑兵连，向汶上县城方向侦察敌情。
在这里上演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草桥阅兵”。
战士们穿上日军大衣，骑着缴获的日军大洋马，伪装成日军，来到距汶上城西北五里的伪军据点草桥。伪军的哨兵见有“日本人”来了，慌忙敬礼。化装成日本军官的骑兵教练员，讲了一通谁也听不懂的“日语”，由侦察员扮成的“翻译”把“日本军官”的命令“翻译”给伪军：
“联队长来阅兵，快把队伍集合起来！”
伪军大队长毕恭毕敬地出来迎接。在伪军集合好队伍后，骑兵连指战员突然将其包围，伪军全部缴械。八路军没费一枪一弹，就生俘伪军大队长以下800余人。
3月10日，115师到达东平县东北部的夏谢作短期休整。3月14日，陈光和罗荣桓率115师师部，与中共泰西地委和由泰西人民抗日武装编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在东平县常庄会合。随后，驻在鲁西北的区党委也赶到常庄，与115师一起活动。于是，115师在山东又顺利地开辟了泰西这一立足点。
这些事实说明，115师不但顺利地进入了山东，而且还开了一个好头。
中了国民党的圈套
在115师进入山东之前，山东党组织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在党组织内部有一些人认为，国共已经合作了，八路军也编入了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就应该更多地听从国民党政府的指挥。尤其是王明，他多次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散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言论，对八路军中的一些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基层组织的影响更大。
当时，石友三的国民党第10集团军，正驻扎在沂蒙山区，但石友三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之间有很大矛盾。山东的一些共产党武装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配合石友三抗战。而石友三表面上应付八路军，实际上却与蒋介石联合反共。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信石友三，信中大意是：华北平原不能让共产党八路军作根据地，贻患未来；石总司令必须与鹿主席协力，将八路军消灭或撵到北边去。
接到蒋介石的信后，石友三立即召开军官秘密会议，制定进攻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并将计划付诸实施。3月9日，石友三在蒋介石委任他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主席之后，根据蒋在信中要他与鹿钟麟共同对付八路军的指示，遂指挥其所属特务旅、第181师、暂编第3师共万余人，同鹿钟麟部相配合，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其中，石友三把八路军青年纵队的一营人残杀。直到这时，八路军中的很多人才看清石友三的真实面目。
对于沈鸿烈和石友三为代表的顽固派所进行的政治迫害与军事进攻，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退让过多，反击不力。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形势还不能作出正确判断，对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的面目一时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共产党也强调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并同友军进行合作抗日，有些人怕提防国民党，会破坏国共合作。
沈鸿烈是清末秀才，日本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张作霖的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后当过青岛市长，为人老奸巨猾，诡计多端，尤其善于辞令。115师在山东近6年中，除与日伪军进行斗争外，还把相当多的精力花在应付沈鸿烈的反共行动上。
对于这家伙的反动面目，萧华是最清楚不过了。
萧华刚到山东时，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就找上门去做沈鸿烈的工作。那时，萧华才20多岁，在沈鸿烈面前像个小毛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