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婚姻不合法为理由，硬把丈夫、妻子和孩子拆散，流放到不同地方。那些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请求不要把他们拆散。托波罗夫记得当初这案子落到他手里时的情形。他当时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但他知道，批准原来的决定，把这些农民家庭拆散分送到各地去，那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倘若让他们留在原地，那就会影响其他居民，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再说，这事主教特别起劲，因此他就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决定办理。
可是现在，忽然冒出一个聂赫留朵夫，一个在彼得堡交游广阔的辩护人，这个案子可能作为一个暴行提到皇帝面前，或者刊登在外国报纸上，因此他当机立断，作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决定。
“您好，”他装出十分忙碌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起案子来。
“这个案子我知道。我一看到那些人的名字，就想起这个不幸的案子，”他拿起状子向聂赫留朵夫一晃，说。“这件事您提醒了我，我很感谢。这是省当局做得过分了……”聂赫留朵夫不作声，嫌恶地瞅着这张没有血色、毫无表情象假面具一样的脸。“我这就下命令撤销决定，把他们送回原籍。”
“那我就不用把这状子递上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完全用不着。这事我答应您了，”他说时把“我”字说得特别响，显然充分相信他的诚实，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
“我还是现在就写个命令的好。麻烦您坐一下。”
他走到写字台旁，坐下来写。聂赫留朵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他那狭长的秃头，瞧着他那只迅速挥动钢笔的青筋毕露的手，心里感到惊奇，象他这样一个无所用心的人此刻怎么肯做这件事，而且做得这么卖力。这是什么缘故？
……
“喏，好了，”托波罗夫封上信，说，“您去告诉您那些当事人吧，”他加上说，撇一撇嘴唇，做出微笑的样子。
“那么，这些人究竟为什么受罪呀？”聂赫留朵夫接过信封，问。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微微一笑，仿佛觉得聂赫留朵夫的问题很有趣。
“这一点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所捍卫的人民利益太重要了，因此对宗教问题过分热心，决不会比目前普遍存在的对这种问题过分冷淡有害和可怕。”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要求，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呢？……”
托波罗夫仍旧那么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觉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很好玩。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托波罗夫从国家高度看问题，总觉得他的话很偏激，很好玩。
“从个人观点看，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他说，“不过从国家观点看，情况就不同了。对不起，我少陪了，”托波罗夫说，低下头，伸出一只手。
聂赫留朵夫握了一下那只手，一言不发地匆匆走了出去，后悔同他握了手。
“人民的利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腔调说。“你的利益，不过是你的利益罢了，”他走出托波罗夫官邸时想。
聂赫留朵夫头脑里逐一回顾被这些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和教育人民的机关处理过的人。他想到了因贩卖私酒而被判刑的农妇、因盗窃而被判刑的小伙子、因流浪而被判刑的流浪汉、因纵火而被判刑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而被判刑的银行家，以及仅仅因为要从她身上弄到必要情报而被监禁的不幸的丽达，还有因反东正教而被判刑的教派信徒，还有因要求制订宪法而遭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聂赫留朵夫左思右想，得出明确的结论：所有这些人被捕、被关或者被流放，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义行为，或者有犯法行为，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僚和富人据有他们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财富。
妨碍他们这种剥削行为的包括贩卖私酒的农妇，在城里闲荡的小偷，藏匿传单的丽达，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和要求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因此聂赫留朵夫觉得十分清楚，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枢密官和托波罗夫起，直到政府各部里坐在办公桌旁官微职小而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止，他们对于无辜的人遭殃，根本无动于衷，一心只想清除各种危险分子。
因此，他们不但不遵守宁可宽恕十个有罪的人而决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这个信条，正好相反，他们宁可惩罚十个没有危险的人，以便除掉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就象为了挖掉腐烂的皮肉，不惜把好的皮肉也一起挖掉。
这样解释当前的种种现象，聂赫留朵夫觉得真是再简单明白不过了，但就因为太简单明白，聂赫留朵夫反而犹豫不决，不敢肯定这样的解释。这样复杂的现象总不能用这样简单而可怕的理由来解释吧。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善、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总不能只是一些空话，用来掩盖最野蛮的贪欲和暴行吧。
二十八
聂赫留朵夫原定那天傍晚离开彼得堡，但他答应玛丽爱特到戏院里去看她。虽然明明知道不该去，但他还是违背理性，以履行诺言作为理由，到戏院去了。
“我抵挡得住那种诱惑吗？”他内心斗争着。“我再试一次吧。”
他换上礼服，来到剧场。这时，《茶花女》正好演到第二幕，那个从国外新来的女演员正用新的演技表现患痨病女人怎样渐渐死去。
剧场满座。聂赫留朵夫打听厢在哪里，立刻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