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眼见以周敏忠为首的太子门生，高举倒蔡大旗的时候，天佑帝真的没有什么火气。毕竟处变不惊的心态、精准毒辣的眼光，是需要不断犯错来积累的能力；而太子自幼刻苦攻读、入朝之后又久在户部管账；如今骤然参与到风波诡谲的朝堂之上，一时之间会错了圣意，也是情有可原的事。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对于一国储君而言，想要根除树大根深、权倾朝野的蔡党，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因为蔡熹的作用，本就是其余派别的文武官员、与众生百姓、向天家朝廷投掷负面情绪的“一枚靶子”。他想扳倒余日无多的蔡熹，再换另外一个“靶子”，无非就是时间提前了几年，也不是什么过错。
所以方才在朝会之上，周元庆几次刨根问底、穷追猛打，并不是想替蔡党出头；他只是借此机会，试试自己这个长子、胸中究竟有几分气量。很可惜的是，以方才在殿上的一番交锋来看，周长永这位国之储君，根本就不具备成为一名上位者的资格。
首先来说，他门下的走狗都是些什么货色，朝堂之上人尽皆知。仅凭这些鸡零狗碎、就想要扳倒蔡熹极其党羽，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就算再加上一个太子储君，率众冲锋陷阵，也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事！
更何况这位“主将”，竟然还在自己的施压之下、临阵退缩了呢！
所以在双方实力对比的估量方面，太子便暴露出了极大的问题。无论是他高看了自己的能耐，还是小看了蔡党的底蕴，亦或是他错以为当今圣上、也想要借机清算蔡党，都是那种后果难以预计的重大判断失误！
其次，蔡熹本人有没有罪、蔡家倒不倒台，对于一国之君来说，也根本就不重要。北燕王朝诞生了这位权相，并不是天佑帝宠信蔡熹的原因，而是民间势力倒逼朝廷的必然结果。内阁在不在、右相换谁出任，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些旧党中人，始终需要一个门面人物，代他们发声、代他们受过。
所以太子门下走狗，今日在殿上齐齐亮出獠牙；虽声势浩大、但压根就没找对正主！这就仿佛是杀手杀错了人、要债砸错了门，实在是愚蠢透顶！
周元庆之所以委太子入户部参政，就是想让他从宏观的角度上、去思考治国之策。有道是“君王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其实北燕王朝的边边角角、大事小情，都可以从那一笔笔冷冰冰的账目上，看出端倪；用不着、也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
比如说鲁东路人口密集，良田沃野何止千里；按理来说，必然是朝廷的粮仓与税银支柱。可从账簿上来看，整个鲁东路每年上缴朝廷的田丁粮税，甚至还比不过久战之地的徽州与荆楚！如此反常，究竟是何原因呢？
这个答案并不复杂，就是因为儒府、儒林两大学派，将鲁东路的田亩人口，已经瓜分一空了。
圣人门下的“笔供”，乃是北燕开国高祖皇帝、与儒门先师定下的“盟约”。凡圣人门下的田亩仆人，朝廷一概免征赋税。
当年的高祖皇帝，为了得到正统之名、必然要争取仕林人士的支持，此举本无可厚非；可发展到天佑帝继位之时，一个农夫，只需要交三分之一的税款给府儒书院，便可以成为圣人门下的仆庸，免除朝廷丁税；而自家的耕地，以“赠予”的形式、上呈儒府书院，每年便只需要交半份田税给书院。
长此以往，自然是“肥了学阀、瘦了朝廷”。
似这种狗屁倒灶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仅仅是鲁东一家而已；比如盘踞中州的南林禅宗，也有先帝赐下福田的祖制；富有长安城的皇亲周长风，又历来都是拥兵自重、勾结番邦；三晋民富，却与漠北云中城“隔墙相望”；中州、荆楚二路，又与强邻南康频生间隙；唯独剩下一个蓟州路，还被那些烦不胜烦的皇亲国戚瓜分一空；在如此内忧外患之下，北燕王朝能够兴盛发达，才是真的有鬼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天佑帝空有一腔养民治世的热忱，却终无用武之地。
可今时的北燕、却不同于往日：信安侯起兵谋反、朝廷光明正大的收回了三秦大地；漠北草原自顾不暇、幽北三路满身疮疤，至少二十年之内，俱已无暇南顾。而且，拜沈归所赐、鲁东路的学阀上层，意外被他彻底犁了一遍！想要重新掌控鲁东路之前，至少自家人也得先争出个你死我活才是。
可以说现在除了南康之外，已经再无外患可言。所以北燕王朝的中兴之治，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小小一本账簿，背后蕴含着治国理政之道。周元庆将太子安排在户部，就是想让他看透隐藏在账目背后的这些问题；而并不是让他去计较那几枚铜板、几块银子……
可惜的是，从今日朝会的情况来看，周长永第一次出手，便暴露出自己短浅目光的目光、与幼稚的视角。
如果说只是能力不足的话，倒也不足以令天佑帝大发雷霆，不惜令王放大开杀戒、血染紫金殿；更可怕的是，太子就连坦然接受失败的勇气都没有！
为人君主者，当然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心狠手辣、也可以忘恩负义、背盟毁约……但这一切一切的前提，都必须建立在可以换取足够利益的基础上。
简单说来，天家无情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君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连着众多百姓的福祉；而一名好皇帝本身，就是百姓利益的标尺，唯“亏少补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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