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因祸得福(1/2)

估计现在最慌的就是刘大夫了，他手机响了好几次了，这中午出来吃个饭，这就吃成旷工了。好歹刚才回了个电话，临时让贾大夫给替了一个班。反正来看中医的人都不是要命的病，是个大夫顶在门诊上都可以。

让他感到麻烦的事情，倒是这个老马说的，他以前隐隐约约知道父亲做了很多事情，但父亲也从来没有提过。就像他们家农转非，这在当时是个很难办的事情，但他父亲不但摇身一变成了干部，连全家的户口都给解决了。

老马告诉他们，就在1972年的一个中午，考古工作队的一个年轻人值班。当时，年轻人肚子好像吃坏了什么东西，去上了一趟厕所。本来那个时间和地点，也没有现在这样正规的公厕，一般都是找个僻静处解决一下。年轻的考古队员比较讲究，解手不愿意离得工作地点太近，就跑出几百米，找了个僻静地方。

回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刘福山的脚在那个马铃上面，马铃已经没有了，成了一对绿色的粉末。

老马说，他们发现之后就立即跟上级领导进行了汇报，根据考古工作的规定，清理工作中，发掘现场是绝对不能移动的。于是几名专家就在原地进行保护，然后非常仔细认真地进行清理。当时的清理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天。

“那个铜铃是什么形状？有多大？”老闷对于这个铜铃十分好奇。

“当时发现的这个铜铃大概10公分高，直径约有4、5公分。由于还没有清理完成，考古队的领导就没有安排工作人员进行铜铃图样的绘制。”老马笑了笑，拍了一下那本档案，“我这个笔记有个大略的草图。”

更加要命的是，当时因为条件十分艰苦，随队也没有相机。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级别这么高的考古队，竟然没有一台相机。

在1972年，人们对考古出土的文物普遍没有什么占有欲，因为就算你弄走了，也不能换粮食、换衣服。一旦占为己有，带来的危险，要远远大于带来的好处。就因为这个原因，考古场地根本不设防。

老马说，当时刘福山走到这里，感到很好奇，就从大路上走到了这个地方。因为看着这个绿莹莹的东西，十分好奇，就伸出脚碰了一下，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脆弱，一下子就完全粉末化了。让他也感到害怕，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看守工地的年轻队员进来了。

“当时那个年轻队员也害怕了，这么大的事情，就揪住刘福山不让走了。”老马说，当时刘福山还觉得不是什么大事，这东西也不大，不当吃不当喝，实在不行，最多我送给你一个大瓮，让我白从淄川往临淄跑一趟还不行？

真是不行！那个队员立即四处喊人，这个时候，老马赶来了，他看住刘福山，让那名队员赶紧跑回村里去喊队长过来，看看怎么处理。

等到队长等人满头大汗跑来，发现这个问题，真是解决不了了。转头就问年轻的队员到底怎么回事？

年轻人非常害怕，他赶忙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我就离开那么一小会工夫，突然意识到哪里有些不对劲，好像工地里进去人了。”就那么一瞬间，一名30多岁的男子，出于好奇走进了考古工地。

当年轻队员意识到问题之后，立即追了过去，当时就想提醒他不要乱动。“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就在发现铜铃的那个地方，铜铃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堆绿色的粉末，而那个人似乎也被惊呆了。”

到了这个时候，刘福山好像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他很抱歉地跟大家解释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就想知道这个绿色的铃铛是什么材料做的，就用脚尖碰了一下，没想到这么不经踩。”

很明显，他认为这么脆弱的东西，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用处。

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大家虽然极为愤怒，但也非常无奈。

“最终，队里的几位领导决定原谅他。对，就是原谅了他。没有追究他的任何责任。据我现在回忆，当时甚至都没有向公安机关备案，直接就让他回家了。”老马说，当时那些知识分子虽然极为震惊，但也十分无奈。

“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处境最危险，一旦把这个事情捅了出去，很多人就会受连累。当时怎么上报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的确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老马说，因为当时队里的颜尚连技术员是博山人，还专门去看过这个人几次。因为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之后，刘福山根本就挪不动了。有个小队员说，这是大地主齐景公剥削迫害劳动人民的铁证，吓得刘福山差点尿了裤子，他觉得这要是让最高领导知道这件事，自己罪过太大了，怎么也得就地枪毙吧？

为了安慰他，颜尚连就用车把他和他的地盘车一起送回了家，考古队的人还把他所有的大瓮都买了下来。“都给我们吧，反正我们也需要盛水盛面的用具。就这样了，你也不用担心，没事了，我们不能让你的无心之过，成了你一家子的灾祸。”

考虑到刘福山还有未成年的一儿一女，这些知识分子还是选择帮他一把。说来也巧，颜尚连后来转回博山文化局工作，就托考古队的几个领导，帮忙介绍刘福山来博山给文化局打杂帮忙。

按说，考古队的几个负责人都是北京济南来的高级干部，而且又是在文化系统内部，他们在博山当地给谁说一句话，那是非常管用的。当时就有领导立即表态，让刘福山马上过来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