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方家里还要八百块钱……”父亲在电话里告诉她。
“那你还不给他们？”她不禁着急地埋怨着父亲。“家里又没钱了？”她立刻在心理盘算着能不能凑出这个钱。她才发过工资，加上手头上的一点活钱，就有四五百，再从姜雁那里借三百就行了。她暂时没去想自己接下来的一个月怎样生活，反正她现在和姜雁住在一起，必要的生活开销可以让姜雁先垫上，下个月领到工资她就补还她。于是她说道：“你先把这事应承下来，我明天就给家里汇钱回去！至多三五天你们就能收到。”
还不仅是这个事情。父亲去大队给哥哥开结婚证明时，管着开具各种文书的大队会计却翻起了陈年旧帐——前些年的大队提留，他家一直没有缴齐，还有前年的公路集资款，他家也一直拖欠了一笔钱。开张结婚证明可以，但是必须把帐先补齐，这些款项合计到一起，一共是两千八百九十六块四角……
她听到那个可怕的数字时，眼前就是一黑。她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朵里嗡嗡的鸣响……
过了许久她才出奇平静地问道：“还有什么事？”说这话时，她甚至期盼着父亲能说出更加恐怖的事情来。要是还有什么事你们就一并说出来吧，反正我是女儿家，终究是别人家的人，你们就把我当作一匹马一头牛随便作践吧……那么多钱她到哪里去找，又到哪里去借？你们这些大人都想不出法子的事，她一个女孩家就能有办法？
“你哥结婚总得摆几桌，猪是自家喂的，这不要钱，但是烟啊酒的还有从镇上请师傅来办酒席的钱……再说，结婚总得给你哥和你嫂子买上两身新衣服……还有你弟弟妹妹读书的学校也要求他们做校服……”
电话就搁在她耳边，可父亲的话遥远得就象从地底下冒上来一般，又象一种飘渺得难以捉摸的雾。
“我来想办法。”她平静地对父亲说道。泪水立刻就涌进了她的眼睛，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朦胧起来。她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去死，也许对现在的她来说，死反而是一种彻底的解脱。
父亲在电话那头长长地叹了一声，这透着凄凉哀伤和无奈的叹息让她的心都揪碎了。
在痛苦的折磨中她熬过了下午和晚上，当她回到出租屋并且见到姜雁之后，她立刻就抱着自己的朋友哭起来，并且断断续续地把电话的内容都告诉了她。
辈分上比她矮了一大截但是年纪比她足足大了三岁的姜雁听到这事之后，也没了抓拿。她只能挑拣着好听话来宽慰她：实际上办这些事也许要不了这么多的钱，她家里为了在她哥的婚事上从容一些，肯定多说了一些虚头花脑的用项，因此真正需要的钱也不会是五千，最多也就是四千……但是这钱姜雁也拿不出，她在省城里挣的钱都在这屋里，电视机洗衣机还有床以及那么多的衣服……算上她即将领到的工资，她也只能借出一千块来，毕竟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得留出一部分应付柴米油盐这些开销。
她最后答应姜丽虹，她会帮她想办法，她明天就去找熟人朋友们转借这笔钱。
但是她也很诚恳地告诉姜丽虹，别对这事抱太大希望。要是借上一百两百的应急钱，人们通常都不会拒绝，但是要借上这么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她们俩都是无根无基的外乡人，都是在这座城市里挣钱的打工仔，谁敢平白无故地借给她们这样多的钱哩？
看着姜丽虹绝望地坐在床边抹眼泪，姜雁只能用“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样的老话翻来覆去地劝慰她。
这种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套话更教姜丽虹痛苦。所以她很晚的时候才会跑到阳台上去哭。哎，这种强烈的情感宣泄方式是她现在唯一的选择了。在同情她以及她的家庭的遭遇的同时，我们也不禁为这个女孩子的行为而感动——在这种时候她竟然还能体谅别人，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不幸而去影响别人休息……
就是在阳台上她遇见了半夜没事跑到那里去学抽烟的高劲松。
他是她的同事，但是他工作的地点是在二楼，而她只是一楼商场的售货员，楼层上的区别以及他面前的写字桌还有桌上那些帐薄本子笔都说明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在她眼里，头上有着屁用不顶的经理头衔的高劲松，和自己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何况公司里这两天还有传言，他就要升业务经理了，这可是能和财务经理平起平坐的重要岗位，等闲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职务。
但是他竟然就辞职了！
她记起一桩事。有一个对公司历史很熟悉的售货员就对她说过，奥运公司前面几任业务员做到最后，不是自己开公司做老板，就是做了厂家的地区销售经理，前一阵子辞职的那个业务员李健，其实就是跳槽到了一家服装公司，现在是那家公司在本省的商务总代表。
难道说高劲松的辞职也是因为他已经寻下了更好的工作吗？是自己开公司还是做高级管理？
在看见高劲松的一瞬间她也转过寻求帮助的念头，也许他能帮自己。但是她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高劲松那个单间里的摆设就说明他现在的糟糕情况。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了她的猜想，当姜雁说需要四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