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温体仁与李焕修亲切交谈的当天中午，一艘福建郑氏的海船，经过十几天昼夜航行后，抵达并停靠在了天津卫的码头上。
在海船停稳后不久，户部驻天津卫码头一名税官带着十几个书办、帮闲登上大船，开始对船上所载货物登核查，最后再给郑家的船主开出税单。
郑家这艘船上装载的大部分是从日本运来的硫磺硝石，只有少部分南洋的香料以及象牙、玳瑁、宝石之类的货品，所以最后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的话缴税不会太多。
因为按照朱由检制定的政策，对于境外原材料一类，比如矿石、粮棉等大宗商品是不收取任何税费的，并且这些原材料将会被户部按照市价予以统一收购，销路根本不用发愁。
此举是为了鼓励海商们大量收购海外的原材料，以免大明境内的各种矿产资源被过度开采，这也是后世某国惯用的手段，现在被朱由检挪用过来。
对于大明境内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朱由检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准备在合适的时机推出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
崇祯十年下半年，朱由检下旨设立天津海关税务司，在收税的同时管理天津码头的相关事务。
税务司隶属于户部广东清吏司，设主事一名，从六品职级，下辖人员有户部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征募。税务司对往来于天津卫码头的商船按三十税一征税，之后货主凭借税单在大明境内将不会被重复征税。
除了天津以外，在大战结束后，朱由检还准备下旨在杭州、明州等港口设立同样的机构，全面放开海禁。
不出意外的是，最先开始征税时还是遇到了士绅利益集团的抵制，但这项举措最后还是被强硬地贯彻下来。
曾经有些商船仗着自家是某某知府、某某布政使的背景拒不缴税，但在驻扎码头上的锦衣卫百户所校尉们的耐心说服教育下，商人们还是忍气吞声足额上缴了税金。
因为锦衣校尉们是用手铳和弓弩钢刀说服他们的。
某拒不缴税的张姓商人就被锦衣校尉用手铳打断了腿，在痛苦哀嚎过后，因流血过多身死，此事传开之后，再也无人敢抗税不交，其背后的靠山也没敢出头做什么。
由于京师这几年中产阶级大量增加，对各种商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单靠运河上那点商品供应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有些海商也把目光投注到了这座百万人口的当世最大的城市，经常置办货品后合租海船来到天津卫，然后再由陆路运送到京师里销售。
由于海商与漕商所贩货物不同，所以此举并未引发漕商集团的抗议。
走海船运来的都是南洋、日本，甚至西洋过来的货物，比如香料、犀牛角、象牙、玳瑁、苏木、棉花、稻米、铜铁矿石、硫磺、硝石等等海外商品，这些物品虽然也有漕商运至京城售卖，但价格和品种比海商们运来的悬殊较大，所以海商们在尝试几次，并取得了巨额收益之后，随即便迅速加大了对旺销商品的数量和种类采买销售。
“没想到大明帝国居然也设有海关这可是公平贸易的窗口啊可是为什么郑的领地内没有设立原来代表先生的话是对的，大明帝国确实不是那些愚昧野蛮的南亚国家所能相比的”
在收税的吏员走后，这艘郑氏海船二层的客舱中走出三个人，其中一人正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代表巴列维特，和他说话的是荷兰政府派来与大明朝廷谈判的特使范布隆霍斯特。
另外一名个头不高、举止高傲的则是西班牙政府特使爱特罗蒙塔，他的关注点与范布隆霍斯特不同，他视线所及之处是码头一角不远处用一种奇怪材料建起的炮台，以及炮台上正对海面的黑黝黝的炮口。
在巴列维特回到荷兰，并带来了驻台湾陆军八百人全军覆没的消息后，西班牙政府高官们震惊不已。在经过一番长达月余的商讨后，最后迫于大明军队表现出来的强悍战斗力，西班牙政府决定派遣特使前来与大明谈判相关事宜。
西班牙这次派出的特使性质与荷兰人相似，不过他们不是来谈判的，而是来索要赔偿金的。
在得知荷兰人吃了大亏之后，西班牙驻扎在台湾岛上军队将领错估了形势，他以为大明军队肯定也是损失惨重，遂特意安排了四十名士兵，携带着武器乘船来到台中县附近的海岸登陆，妄想着抽机会沾点便宜。
但没想到的是，这四十人一去不回返。
在等待十天之后，西班牙驻军将领知道这些人凶多吉少，于是立刻派遣两艘炮船中的一艘驶往马尼拉，将荷兰与西班牙军队战败的消息禀报给了西班牙驻马尼拉的总督，由他把消息传回国内。
西班牙政府得信后派人与荷兰政府取得联系，于是两国决定，各自派遣特使出使大明，联手向大明朝廷施压，以此来争取更大的利益。
两国特使加上作为东印度公司地表的巴列维特，乘坐荷兰最新式的炮船，经过大半年的航行后抵达福州港。
他们是奔着郑芝龙来的。
在两国政府眼里，郑芝龙掌控的海上力量十分可怕，若是不知会郑家后直接将炮船开到大明天津外海，恐怕事后会遭到郑家的刁难和报复。
因为此时的欧洲人认为，大明的所有海域是属于郑家而不是大明朝廷的。在他们的认知中，谁的实力更强，谁就是真正的王者，而不是根据什么大义名分来决定具体区域的归属。
郑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