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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傍晚，我们回到了江海。
按照安排，车子到市委门口停下，大家然后各自散去，体谅司机师傅的辛苦，不再一一送回家了。
路上，我借用柳月的手机，早已和晴儿通过电话，告知我回到江海的大概时间，而柳月也在路上接了一个电话，却只听见她说：“大概傍晚到吧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我听了，知道柳月接的电话一定是杨哥的，至于什么不用了，我猜不透。
想想杨哥对柳月的痴情，想想我和柳月的经历，想想我和晴儿，我心里黯然了，默默地叹了口气。
或许，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
虽然我无数次这么想，却总是不肯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我内心深处，总是想抗争。
我其实真的是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只是，现实在逐渐抹平我的角棱。
理想和现实总是那么的难以重合，现实总是那么的残忍和残酷，总是在我年轻而张扬的内心深处不时狠狠刺上一刀。
在北方春天的暮色中，在晚霞辉映的余晖里，我们抵达市委门口。
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市委门口很冷清，几乎没有人，只有站岗的武警拿着没有子弹的步枪站在那里。
以前，市委门口是没有武警站岗的，自从出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上访闹事事件之后，就调来了武警，手握带着雪亮刺刀的钢枪，时刻包围着市委的安全，防备老百姓冲击领导机关。
这年头，干群矛盾在报纸上是越来越和谐，在现实中是越来越远了，这也是现实。
我想起杨哥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任何时候，农民都永远是社会的最底层，都永远是被欺压的对象。
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掌握不到先进生产力的农民，在生产关系中自然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地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改变自身的地位，只有努力发展经济，让自己富起来。在苏南，在浙江，我从没有听到老百姓上访的事情，他们的思维已经解放了，一心一意去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了，离开土地的束缚了，哪里有闲心去上访呢？同时，他们的政府也在不断转变职能，由主管变为服务引导，出政策，不再一味去收三提五统，苛捐杂税，老百姓自然也没有这么多的独立情绪了。
我这人容易放任自己的思想去联想，一扯就远，再扯就是凑字数，骗银子，不说这个了。
话说回来，老远，我就看见晴儿正扶着自行车把站在那里，穿着一身白色的休闲装，马尾巴一翘一翘，正在和一个人说话。
那个人，是一个中年男人。
那个中年男人，是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