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郡自古就有苦寒之地的说法，经过李宣两年的悉心经营，环境好了很多，特别是人口多了不少，彻底改变的曾经的那种荒无人烟的感觉，如果当年王昭君路过的塞外是如今的一番情景，也许她也就无法演奏出那样悲凉的音乐引得大雁也凄婉坠地了。
虽说这里比起南方来气候是恶略了一些，不过这里的秋天确是南方无法比拟的，那种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的感觉，是南方温婉水乡所不具备的一种美，一种通透、彻底，让人忘记时间和空间的美。
在光和六年的一个这样的日子里，李宣正式出兵西凉。朝廷已经在得到李宣和公孙瓒的联名奏报之后，批准了李宣的出兵计划，但刘宏依旧对军粮问题只字未提，他还是不愿意为了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情浪费钱粮，而且他不供给李宣粮饷以及成为了习惯。或许是他认为李宣的军粮无法承受过大的负担、不可能有太多的军队的原因，此次他竟然大方的答应了李宣为关羽、张飞、黄忠和许褚请封偏将的请示，而且大笔一挥还赏了李宣一个征虏将军。
这一下，朝中之人再不能对李宣有什么非议了，这可是皇上的金口玉言，怎么？你觉得自己比皇上还大？刘宏也很理直气壮，怎么？不服气你去把西凉给朕平定了！
朝中士人虽然有些郁闷，可是李宣这人也的确是个人才，他们也不愿意将李宣得罪的太狠了。可是他们不敢惹，却并不代表要谈和，恰恰相反，他们开始大肆清理那些儒家内部与李宣或者其他门派有些关联的士人，当然儒家可没有权利将人说贬就贬，说办就办，他们用了一个文雅的甚至一开始让人觉得毫无意义的事件来办了这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太学立经事件，其实很简单，就是将经过正考的经文刻于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外，以便让士人学习到的儒家经文都是最正统的。此事一开始的缘起却与什么门派之争没有任何关系。
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一种进身之阶，而经书转相传抄，文字或有脱论，师承不同，亦多歧异。诸博士为争高下，更互相攻讦，甚至有人向宫中主管藏书的官员行贿，涂改兰台漆书经字，以符合自己的传本。为了使经书文字有一个官方认可的定本，以免“谷儒穿凿，疑误后学“。议郎蔡邕会同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单、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于灵帝熹平四年(175)上疏奏请正定五经文字，并刊石立于洛阳南郊太学门外。获准后蔡邕等即对今文所传《诗》、《书》、《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七部经书进行书校订，每经并附校记，由蔡邕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召工匠依样刊于碑上。
可是随着李宣的横空出世以及道家的沟通串联，此事也慢慢变质了，成为了儒家清除异己的一种手段，他们将那些宣扬的思想政见中超出经文的说法全部定性为异端邪说，无论它是经过研究推敲的进步文化还是掺杂其他流派思想的“不纯洁”言论，统统予以抹杀，对那些被勒令悔悟却依旧执迷不悟的人，他们果断的将其剔除出儒家阵营，而且还要予以打击报复。
或许你会说这有什么，踢出去就踢出去，老子照样做我的官，那你就错了，汉朝实行的是察举制度，比较复杂，但是说的简单点就是要有德高望重的人推荐你，如今的朝廷权利在宦官手中，可是名望却是在儒家士人的手中，如果他们不推荐你，那么你的官也就做不下去了，上级考核你的官吏再给你使上绊子，你还哪里能够在官场混下去。
儒家的这一做法，其实是一种排除异己的简单的做法，可惜今非昔比，如今不站在儒家这一头，还是有其他选择的，首选就是宦官阵营。因而此事的结果就是其他门派不见得的被打压，可是宦官阵营是真的被狠狠地扶持了一把，一大群对儒家心灰意冷的士子投入了宦官的怀抱。有些成为了宦官在宫外豢养的鹰犬，不断罗织着对儒家正统的罪状，一部分则被安排到了曹操等你个阴阳家势力的地方势力手下。
可惜这些人中咬文嚼字的人居多，真正有才华治理地方的毕竟还是太少，在他们的胡作非为下，大汉的民众更加生活困难，而更可怕的事情是这一年的大汉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土地歉收严重，可是这帮坐而论道的士人却一致认为是百姓借着旱情，夸大其词，目的是想要私藏税粮，于是他们开动脑筋，充分发挥了各种“聪明才智”，运用各种手段将百姓的余粮全部抄没，逼迫的百姓无奈之下，只得将私田押给一些大地主，以换取生活口粮，他们现在只期盼来年能够有个好收成，那样就可以将借的粮还上，否则他们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这些情况李宣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此刻已经沿着黄河西进了两三千里，来到了金城。
金城已经成为了大汉在凉州的最后屏障，因为从这里开始向西已经几乎都脱离了大汉的控制，被无数个西羌部落控制，最好的牧场也几乎一片不剩，这就直接导致凉州的郡兵只能窝在城池里据城而守，利用城池和精锐的步兵装备抵抗着这些骁勇的西羌骑兵。
可是凉州太大了，如金城这样的坚城能有几座，因而此时的凉州战事可谓是岌岌可危了。朝廷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并没有足够重视，派李宣军西进也只是觉得凉州的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