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夏望着墙上大大小小的小提琴，很肯定地点头。
男人很高兴，“人家说知音难觅，难得小姑娘能听懂我的曲，叔叔今天就送你一把琴。”
“不，不可以。”爸爸连忙拒绝。
“没什么不可以。”男人走到墙边，摘下一把适合阮夏身高的琴，递给她，“以后它就是你的了。”
她自然不敢接。爸爸也推着手说，“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孩子也不会，拿回去也没什么用。”
“不会就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看得出来孩子有兴趣，我相信她一定能学好。”
爸爸还是不肯要，男人顿时来了脾气，“你要真不要，我就把这琴折了。”
父亲左右为难，想了想只好拉了拉她的手，“好吧，阮阮，快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她从善如流，笑得格外乖巧。
“不谢。”男把琴交给她，“来，叔叔教你怎么拿它。”
男人拿起自己的琴，一边演示一边教她：“双脚自然分开，琴放到左边肩膀，再用左手托住琴头，头自然地靠上腮托……”
她按部就班地摆好姿势，男人围着她仔细看了一圈，夸道，“很好，很标准，比我教过的孩子都强。”
“你看这手，多放松。”他指了指她拿弓的手，“好多孩子学了大半年，那手还紧得跟鸡爪子似的，你女儿有天份，回去后找个老师好好教她。”
爸爸笑了，摸着她的头说，“她在学钢琴，我们不想给她太多负担。”
“学不喜欢的东西才是负担。”
就这样，她有了一把小提琴。后来，她才知道男人姓罗，是北京一个很有名的室内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那天他是帮朋友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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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妈妈坚决不同意她三心二意学小提琴，但爸爸却坚持技多不压身，说只要她不闲苦，就支持她学。
他们生活在小县城，懂这种高雅艺术的人少得可怜，爸爸几经打听才找到一个省音乐学院退休的老教授。
那是个脾气有点古怪的老头，姓于，据说父亲登了十几次门，才让他勉强同意见一见阮夏。
第一次见面时，他塞给阮夏一个琴弓，“拿起来看看。”
从北京回来后，阮夏就常常摆弄罗叔叔送的小提琴，对着镜子摆过无数次拿琴的姿势，所以，她几乎没有思考就拿起弓，拇指与中指搭成一个圆环，其他手指自然地搭在琴弦上。
于教授凑过来看了她一眼，又抬了抬她放松的胳膊，眉头渐渐松开，“以后周四晚上，周六上午来我家。”
她还没明白，父亲已拉住她连声道谢。
学琴的日子，于教授倒不像初次见面那般严厉，从认识琴的结构到力量的运用，再到对音乐情感的把握，他都很有耐心地引导她。
琴行的老板说得对，学喜欢的东西不会是负担。很多学小提琴的孩子都因为枯燥的课程和日复一日的锯木头练习打了退堂鼓，可她坚持了下来，学得不亦乐乎。
妈妈见她每天架着琴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也改了态度，同意了爸爸的提议，让她专心学小提琴，只是偶尔会为她没去考钢琴惋惜。这时，爸爸总会说，“级不级就是一张证书，最重要的还是孩子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
他和于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她学了四年小提琴，他们都没提过让她去考级。直到那场洪水过后，望着客厅墙上的黑白相片，她突然觉得应该为爸爸做点什么。
她央求于教授帮她突击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考级的知识，并在开学前报考了小提琴六级。
按照规定，作为跳考生，她必须加试一首五级的曲目，自选一首协奏曲或与协奏曲同等份量的大型乐曲一首。
她毫不犹豫地选了沙汉昆的《牧歌》，那是爸爸生前最喜欢听她演奏的曲目。
引子响起的瞬间，爸爸的音容笑貌全浮了出来，a段呈示部后，眼泪再也忍不住往下落，到最后，她全是凭着本能完成了演奏。
当她在泛音g音上结束演奏时，脸上已布满了泪。她深深地向考官们鞠躬，跑出了考场，坐在楼梯间放声大哭。
路过的家长和学生皆以为她考砸了，但她知道，事实刚好相反。因为在离开考场的时候，她清楚的看到两位考官在擦眼角的泪。
于教授说过，感动自己的演奏才能打动别人，她相信他们能听懂她倾注在琴声里的浓烈悲恸。
果然，她拿到了六级优秀，也接到了评委老师的电话，问她愿不愿意到音乐附中读书。
她和妈妈都婉拒了。妈妈是觉得她太小，不能放她一个人去北京，而她拒绝，则是因为她还欠着爸爸一个承诺。
她要去p大，帮爸爸弥补遗憾。
她仍坚持学琴，牢牢记着爸爸“要学就要学出成绩”的嘱咐，在所有人都疲于中考的初三，她考出了九级优秀。
原本，她计划再用半年的时间考下演奏文凭级，是妈妈劝住了她，“阮阮，你爸爸说的学出成绩不是让你像个考试机器一样考出最高等级，他只是想让你快快乐乐的，享受演奏，享受音乐。”
“我跟于教授商量过，你现在负担太重，我们都不赞成你继续考下去。”妈妈摸着她的脸说，“你已经很棒了，你爸爸和我一样，都为你骄傲。”
其实，妈妈错了，爸爸才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一只手在她面前晃了晃，把她从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