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我在替自己长辈脸上贴金，而是爷爷他在命运女神的垂青下确实赶上了好时候。
在抗战初期，对敌情报工作一度开展得相当艰苦，那时日寇气焰正盛，再加上其国内经过多年备战，后勤物资暂时比较充裕。
一有军事行动，日寇便带着给养乘着专列直扑目标地点，于途绝少停车补给，根本就不接触外人。
我方人员想要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十分困难，即便历经千辛万苦搞到了，未等交通员凭着两条腿将其传递出去，鬼子们已经下了火车举着刀枪杀过来了。
这时好不容易搞来的情报也随之失去了意义。
然而这一切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发生了极大的改观。
一来日寇战线拉得太长，后勤补给不足，必须依靠当地伪政府配合来征夫征粮，一旦鬼子开始着手抢粮，那肯定就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了。
二来此时日寇要掠夺南洋资源，将大量原本用于进攻我方的主力军团调往南洋前线，导致后方日益空虚。
这一时期沦陷区的治安稳定，主要依靠后续从日本本土调来的乙种甚至丙种师团加上伪军来维持。
和起初那些气焰熏天，作战素质强硬的部队相比，后面来的这些鬼子就有些烂泥扶不上墙了，嘴又馋纪律又差，三天两头地跑到酒馆里蹭吃白喝。
有道是“彼之毒药，我之蔷薇”，大量日伪涌入酒馆祸害百姓的同时，也给爷爷带来了丰富的情报资源。
我爷爷能搞到那么多一手情报，主要还得归功于世人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当年不同职业之间所存在的强烈歧视，是如今之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旧中国工业水平落后，技工奇缺，能读书认字的人再不济也能上个技能学校，毕了业便可以去工厂领工资捧铁饭碗，属于令人眼红的出息职业。
而打渔卖酒绝对是伺候人的贱役，读书认字的人轻易不会操持这种生计。
再说渔夫这种职业，旁人轻易也伪装不来，固然人人都可以钓鱼，但那是以此为消遣，这渔夫却要靠水上的本事吃饭养家。
一上午钓上十来斤鱼，绝对可以算作资深钓客，但最蹩脚的渔夫也要强过他两倍还多。
河里的鱼儿不会骗人，打不上鱼的渔夫肯定会遭人怀疑，同理，一个次次满载而归的渔娃，他认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一个连汉字都不认识的小孩儿，又怎么可能懂得日语？因此那些侵略者毫不避讳我爷爷，每每在他面前放肆地用日语谈笑。
呵呵，你们做梦都没想到吧？有些人是能同时点亮两个初始天赋的！
爷爷当年给我讲古的时候，还着重回忆了这一段经历。
爷爷他慨叹说难怪咱们一开打就吃了人家一个大亏，这些人实在太虚伪！
别看来店里吃饭的鬼子如何彬彬有礼，坐姿如何端正，干什么事儿都一板一眼，甚至有几个年轻一点儿的鬼子，看见在柜台算账的老板娘居然还会脸红，连说话都细声细气的。
但只要两口黄汤一下肚，立刻就原形毕露，领子也扯开了，坐姿也扭开了，说话也吼开了，更要命的是它们居然还满嘴跑火车，甚至开始说起上司的小话。
这绝不是什么素质高，不过就是它们平时被管得太严了，领扣如果少扣了一个，长官抬手便是两耳光；敢呼痛不说嗨，反手又来两耳光。
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爱护家庭的父亲和丈夫；那是一帮带着重重枷锁，看上去好像老实无害，实际上却无比凶残的暴徒，在那双貌似恭顺的眼睛里潜藏着野兽一般的yù_wàng！
一旦摘下身上的枷锁，这些日寇立马化身地狱中的恶鬼，将周围的一切统统拖入炼狱。
爷爷说他只相信一种鬼子，就是不会喘气的那种。
他一直认为只有死鬼子才是好鬼子，可眼下这些来酒馆喝酒的鬼子还有利用价值，暂时不能弄死。
几乎所有来到酒馆的鬼子都喝过爷爷加了料的白酒，爷爷在酒馆的一些低度白酒中偷偷加了几大口唾沫和高度地瓜烧。
等到鬼子们喝上头，开始不说情报只说胡话的时候，爷爷便给他们端上加料的白酒，再有两杯下肚，那些鬼子就全钻了桌子底，省得看着它们心烦。
除了在酒馆帮工时打探到大量的一手情报，爷爷他还立下了一个相当出彩的大功，甚至连分区的首长都因此知道下面有一个化名渔娃的情报员小同志十分了得。
民国三十三年夏天，爷爷接到命令去邻县县城送一封紧急情报。
不知是否有人走露了风声，等爷爷赶到邻县城外之时，却发现县城被鬼子戒严了。
大批鬼子与伪军堵在城门洞口搜查往来行人，不但从头摸到脚，一切随身行李也要拆开仔细检查，即便是出城倒夜香的马桶车，黑狗子们也要捂着鼻子用粪勺挨个桶搅两下。
这可如何是好？爷爷他搓着下巴思考了一会儿，眼珠一转想出一个好主意。
他找了一条河沟，想办法抓了十几条约莫一尺长的嘎鱼，又钓了一条咋一看和嘎鱼差不多样子的黄鲇。
嘎鱼学名叫“黄颡鱼”，嘴里有尖齿，肉食性，因其出水时气流快速通过口腔会像鸭子一样嘎嘎鸣叫而得名。
这种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但胸鳍与背鳍上有锋利的毒刺，一旦被毒刺蛰伤，患处会迅速红肿，令人疼痛难忍。
爷爷用细麻绳穿上刚出水还活蹦乱跳的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