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以及徭役折算的丁银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全部折算为税银，总为一项收入，统一征收。如此可以避免田多者偷税漏税、田少者多缴税，平衡了税赋负担。。
且国家容易掌握该收多少，百姓明白易知该交多少，还可防止官吏欺上瞒下、从中渔利。
值得注意地是，诏书中明确规定，将百姓应服地徭役。也按照朝廷制定地标准折算，按照每一户的丁口数加总，一并加入了税银中。
同时明喻天下。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按当地劳力标准雇人从役。将无偿转为有偿，这钱就从收上来地丁税中出。
这样做的好处很大。比如在新法没颁布之前，官府征夫地随意性很大，除了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修路、筑堤这些官差之外，还会无偿使用百姓给自家搬运、做饭、抬轿、驾车之类，完全是以官役之名，命百姓行奴仆之事。
新法实施之后，雇佣民夫的权力将统一收归州府一级。由各县按实际情况上报所需劳力，再由州府审核后统一拨付经费，事毕还要检查完工情况，以免假公济私。
显然新法改变了原先混乱不堪的徭役制度，大大减少了官府无度滥征民夫的现象，将百姓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为国家创造财富。
同时税赋劳役折银，用夫付费这两桩新鲜事。也必然会把银钱提升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关键地位，有利于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
其三是修水利，总结疏浚大运河，重开京水河、开凿引水渠这三大水利工程地经验教训，将大河流域和大江流域重新治理。用分流主干的方式，减少水灾、增加灌溉面积。
其四平物价，乃是由朝廷出巨资，在中都、洛阳、襄阳三地设立市易司，任务是在丰收时以合理的价格向百姓收购谷物稻米。以此抑制不法商贩趁机压价。避免谷贱伤农、米贱伤农；再在春荒或某地遭灾等粮食紧俏之时，以合理地价格向百姓出售。同样为了抑制不法豪强囤积居奇，讹诈百姓。
双管齐下，可以让百姓的生产生活更保险，不至于轻易破产，沦为佃农。正像诏书中所说，权贵贱，通有无，以平物价、济黎民，所以抑兼并也。
从以上四条可以看出，秦雷的变法旨在安民，尽可能的为老百姓解除负担。他的设想是，十年之内使绝大多数可以养活一家老小，不至于逃离乡里，成为危害社会的流民。二十年内，能让半数人家，家有余财……至少逢年过节能想买点啥就买点啥。
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秦雷这法子对百姓、对朝廷都有好处，可就是有一批人想必不会太高兴。那就是原先不交税不服役、还可以随意驱使民夫做这做那、时不时还能靠着囤积居奇，发笔大横财的既得利益者们。
这些人包括被秦氏兄弟暂时撵出朝堂的士族老爷们，甚至未来也会包括刚刚跻身朝堂的新贵们。秦雷虽然对那些官僚不报好感，却也知道自己终究还是要靠这些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那些感自己恩地老百姓……
前唐太宗说：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百姓的拥戴确实是很伟大的力量，但大多数时候却不顶什么事。就好比他李世民，是靠着那帮子老西儿门阀夺下来的天下，而不是什么老百姓的支持。
所以他这句话的重点，是在最后一句亦能覆舟上。李世民清醒的认识到，老百姓那温顺的表象下，隐藏着无比狂暴的力量。这力量足以毁天灭地。改换新天。
因为畏惧，所以爱民。古来贤君皆是如此，秦雷也不例外。但真正能帮得上这些至尊地，却还是那些不怎么可爱地官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种势力。
两边都不宜太过得罪，这便是一个矛盾。秦雷的解决方法是大家谁也别革谁的命。都得点好处、都退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很没有技术含量，却相当的管用。
这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他要变革，要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就必须让大户们停止对百姓地盘剥压榨。但要是单纯让大户们吃亏，他们就会不乐意，就算不跟秦雷对着干，也绝不会与他合作的。
如果把这些人都逼急了。一样会出大乱子。所以秦雷地后四条，就尽量向士大夫们倾斜……
比如说第五条重科举。《新政》上明确指出，科举将是国家取士地唯一正途。本着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进行官员选拔，除此之外所有地方式全部予以废除。
这条发令是秦国选官制度的进步，是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科举的拨乱反正。是对察举制、征辟制和荫庇制，最直接有力地替代和否定，给庶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地平台、机会和条件。
新法中重申科举制度应分为文举和武举两部分。强调武举是专门选拔武官而设置的科目。文武两科，殊途并进，不分轩轾、无论尊卑。
但话虽如此。可国家终是需要文臣来治理的，且武将更重视的是战功，谁能打仗谁才是英雄，而不是你出身哪年武举，你是第几名；我出身哪年武举，我是第几名。
所以武举的地位不如文举，这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一道圣旨可以改变的。
而从历年的统计资料看，参加武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