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楼阳台上一个浇花的老头看着我。
我把糖罐朝他扔去。
老头慌得一bi，浇花的水壶掉了下去。
“这老头可以啊，好身手，接住尿罐了。”罗二喜说。
服装店的老板娘花枝招展地走出来，她脚上的高跟鞋，看上去有2o厘米长。她上半身波涛汹涌，下半身穿着紧身短裙。
“我这音响怎么不响了？”老板娘手里拿着口红。
“是不是没电了？”包胖子说。
“有电啊。”老板娘回头朝屋里看了一眼。
“那就是坏了，我们可以帮你修。”罗二喜说。
“你们会修？”老板娘涂抹着口红，“你们谁啊？”
“这就是我们老大。”罗二喜介绍着我。
“你就是这孩子的老大？叫什么名字？”老板娘面对微笑。
“刘向东，听说过没有？”包胖子说。
“哎，听说过，这名字特别耳熟啊，你会修音响？”老板娘说，“要多少钱？来，进屋里聊聊，价格合适的话，我就让你修。”
我摆了摆手，然后伸出两根手指，“这个数。”
“两百啊。”老板娘说，“可以啊。”
“两千。”我说。
“两千？”老板娘上下打量着我，“我这音响可是四百块钱买来的。”
“我修音响就是这个价。”我说。“保证让你满意。”
老板娘忽然笑了，“小哥哥啊，你真有才，我给你两千块钱对吧，你去商店买一个新的给我，剩下一千六，这赚得真爽啊。”
“你这样的二手音响，最多两百块钱。”罗二喜说。
“小哥哥，进屋来商量商量。”老板娘挑着眉毛。
“没空，走了。”我说。
我过马路时，听到老板娘在后面喊，“哎，小哥哥，我叫松枝，没事来玩啊。”
“玩你个几把。”我回头看了一眼三楼上的老头，他抱着玻璃罐看着我们。
“向东，你这女的看上你了。”罗大喜说，“她让你进屋，你怎么不进屋啊？那对波不小啊。”
“你看上她了？”我说。“要进你进啊。”
“她又没看上我。”罗大喜说。“这女人叫松枝，这名字好听啊。”
“好听个屁，大喜，老大有心上人了。”包胖子说。
“去哪玩，老大？”罗二喜说。
“你整天就知道玩，能不能干点正事？”我说。
“干什么正事？”罗二喜说。
“干什么正事？我还没想好，先去找宁老师，把鞋给她。”我说。
“她去教孩子跳舞了。”包胖子说。“打个电话问问她在哪了？”
“你有她电话号码？”我问。
“我没有，科尔有。”包胖子说。“老大，你应该问宁老师要个手机号码。”
“那去找科尔，去他家。”我说。
“科尔这两天在修车铺了。”包胖子说。
“他在修车铺干嘛？不照相，改修车了？”罗二喜说。
“走，去看看。”我说。
我们到了老姜头的修车铺，看到科尔拿着电焊在焊接自行车，他把自行车的车把和车轮焊接在了一起。
“你这是弄什么玩意？这俩弄在一起，怎么骑呀？”我问。
“这是装置。”科尔说。
“什么装置？”罗大喜问。
“装置艺术，一时半会跟你们讲不清楚。”科尔说。
”干什么用的？”我问。
“没什么用？就是让人看得，让人围观，围观的人越多，说明我这东西越好。”科尔说，“这就是当代艺术。”
“什么是当代艺术？”罗二喜问。
“能让人围观的就是当代艺术。”科尔说。
“明白了，昨天有人跳楼，他玩得就是当代艺术吧。”我说。
科尔抬头看着我，“死了没有？”
“没死。”我说。
“死了才能算当代艺术。”科尔说。
“太深奥了。”包胖子说。“科尔，你给宁老师打个电话，我们找她。”
“你们找她干嘛？”科尔问。
“给她送鞋，她现在在教孩子跳舞，不知道在哪个学校教跳舞。”我说。
“教孩子跳舞？”科尔说，“我知道她在哪？”
“在哪？”
“我带你们去。”科尔说。“正好拍几张相片，你们等我，我去洗一下手。”
科尔去屋里洗手。
老姜头从屋里出来，“向东，你爹还活着吗？”
“活得挺好啊，一时半会死不了的。”我说。
“我这有两瓶香油，你带走。”老姜头说。
“我现在没空。”我说。“你给我爸打个电话，让他自己来拿。”
老姜头看了我一眼，坐下来低头补车胎。
科尔背上包，冲我招手，“leto！”（我们走）
跟着科尔出了鸟围村，沿着仙桥路朝南，走了两百米后，到了天主教堂，一群鸽子在教堂上空飞翔。
“宁老师在教堂里了？”包胖子说。
“不是。”科尔说，“我们从这旁边的巷子进去。”
进了巷子，走到头，有个大院子，院门上有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门写着：幸福儿童福利院。
里面传来音乐和鼓点声。
“原来她在孤儿院教孩子跳舞。”我说。
看门老头歪着身子，眼睛半开半闭，朝我们瞥了一眼，然后头歪向另一边，睡了。
我们进了大厅，宁小楠在给孩子们排练舞蹈，里面有不少残疾儿童。
我们在后面坐下，科尔摆弄着相机。
“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