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田镇蒋家庄通往大田镇的土路上，一阵北风吹来，扬起了阵阵黄尘，道路两旁的大树也叶落了一地，它预示着冬天又要来临了。
现在路上正走着几个人，他们戴着方形的平顶帽，在帽子的右侧还插着几根的羽毛，身上穿着箭袖青布的长衣，前面领头的一位在腰间还是挂了把腰刀，而其他几位的手里则只是拿了把铁尺。
他们都是泉州府莆田县的官差，是“快班”的衙役，主要的工作就是缉捕，也就是平常百姓口中的捕快。这捕快其实是相当于现在的县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员。是隶属于地方官府的衙门监管，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享受市级事业单位正式在编人员。
在明代的衙门中，衙役中除了“快班”之外，还有皂、壮两班，一般来说，皂班值堂役，壮班做力差，其实也没有截然分开，皂、壮二班共负内勤、站堂、行刑、警卫、呵道等责任。
从它们从工作性质来说，“皂班”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办公室和市武警支队。而“壮班”就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后勤处，市公安局派出所。
这些捕快平日里一般是身着便装的，腰间挂着表明身份的腰牌，怀揣着铁尺和绳索。他们领班称为“捕头”、“班头”。而老百姓则称他们为“捕爷”、“牌头”、“头翁”、“牌翁”等等名称。
在明清的法律条文中，称捕快为“应捕”或“应捕人”，即“本有逮捕罪人之责的人”。有一些大的州县，捕快还往往配备马匹执行公务，故又称之为“马快”。而徒步者，则称之为“步快”，或是“健步”或“楚足”。各州县在编的“经制正役”的捕快，则是要视州县的大小而决定他们的人数。
捕快所承担的侦破任务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叫“比限”，一般5天为一“比”，重大的命案3天为一“比”。过一个“比限”，无法破案的，捕快便要受到责打，所以一旦无法破案，这屁股便会被打得开花，要是严重的，说不定还会被官老爷当场打死作为交待。
而且捕快这个职业在古代是属于“贱业”，并严格规定他们的后代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以免有辱斯文。即便他们脱离了捕快行业，他们的子孙也必须在三代以后，方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并且捕快还是没有工资的，每年的伙食补贴，也就是“工食银”不过十两银左右，养家糊口自然是很艰难，于是敲诈勒索便成为了一种风气，他们时常设置种种名目收取好处费，甚至与州县官吏同流合污，或者制造冤假错案，或者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任意进行拘捕。
当然作为州县衙门的下属阶层，除了这三班衙役之外，还有民壮、弓兵、粮差、门子、禁子、厨夫、伞扇、轿夫和仵作等，仵作也就是如今的法医了，而女的又称为稳婆，他们也都是属于这个阶层。
反正他们都是衙门的役使人员、力役，也是广义上的吏员，由衙门支取额定的“工食银”，每年才约有六两左右，县官与百姓的联系必须依赖“吏”，吏是官民交接的枢纽，他们算是最基层的“执法人员”，百姓正是从衙役的活动中，才能感受到国家的存在和知县的威严。
……
“班头，今日又没有找着线索，只怕大人又责罚我等啊，我等如何是好？”
领头的刘班头叹了口气，可不是吗，这案子都过了两个月，自己等人也奔波劳累的四处打探，却没有蒋家幸存众人的一点消息。
不由的想起了那一天，天边刚刚亮起了鱼肚白，莆田县衙门的公堂门外本来并没有什么人。不过那一天正好是衙门的放告日，所谓的放告日，就是衙门要开堂审案的日子，古代衙门一般都定在三、六、九、放告，即每月的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以此类推。而其余的时间，除了特别重大的人命案子，一般都不得击鼓鸣冤。
而刘班头他们当时刚到衙门应完卯，而知县大老爷刚发完了差事，要准备去后堂休息，忽然听到衙门外的击鼓声，而且公堂之外好像也聚集了很多的百姓，在那儿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
知县大老爷就喝道，“谁在外面喧哗？”
这时，站在公堂门口的皂班王二，就进门来回报说道，“回禀知县大老爷知晓，外头现有大田镇的李保正在堂外求见，说是在当地的蒋家庄发生了一件案子，请知县大老爷前往勘验。”
“蒋家庄！”这知县大老爷一听，脸上的横肉不由的抽动了几下，心道，“这蒋大、蒋二怎么每次都给自己添麻烦，这手脚也不做得干净些，还让苦主跑到衙门这里来申诉。”
知县大老爷有心就不想受理，只是在衙门东侧置的那面大鼓被人敲响了，就不能不受理了。因为那大鼓名为“登闻鼓”，俗称“喊冤大是鼓”，是供百姓申诉冤屈的。按明法典上规定，知县听到鼓声要立即传唤击鼓人，并且上堂受理，如果案情很重大，知县还得立即升堂审问，如果事情细微，那么立即进行刑讯，用以严肃法堂。
于是知县大老爷清了清嗓子，拿起了桌案上的惊堂木重重的一拍，“肃静！”
“威……武……”一听是知县大老爷发话，站在公堂两旁的衙役们，便立即异口同声的呼喊起来，而且这声音还拖得老长老长。同时“砰砰砰”的声音也响了起来，原来他们还同时拿起各自手中的衙杖开始剁起地来。
见公堂内外鸦雀无声之后，知县大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