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战场上的平静一直持续到四九年的年初，国共两军都在各自添着自己身上的伤口，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在这期间共产党人的好消息是一个连着一个，继东北野战军的辽沈战役之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又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在淮海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命令下，不顾疲劳，放弃了在大战役后原定的两个月休整计划，而是在战役过后的半个月内就入关作战，平津战役打响。
一百几十万人的大部队，在坦克和各类战车的引导下，如滚滚洪流一样开向关内，成多路纵队齐头并进的东北野战军大踏步地前进，人山人海，看不到边际，部队的规模太大了，大到最前面的前锋兵团在张家口将国民党傅作仪集团的看家部队三十五军团团围住，尾巴还在沈阳城内没出来。（山海关到沈阳的距离是四百二十多公里）
守备天津的国民党军司令陈长捷是主战派，认为自己的城防工事坚固，在日本人原有修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面积的加固，有这样的工事共产党人起码得啃半年。
既然这个陈长捷很嚣张，解放军就决定拿天津开刀，毛主席给东北野战军的命令是，在三天之内拿下天津，东野的一号首长（林彪）给战役的具体指挥者，参谋长刘亚楼的时间是三十个小时，结果解放军用了五个主力纵队（二十二个师，三十四万人）和六百多门重炮，只用了二十九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全歼国民党守敌十三万，活捉警备司令陈长捷。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全歼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至此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精锐力量损失殆尽，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中。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主席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而蒋介石的元旦公告却是要与共产党人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
从这两个含义完全不同的讲话可以看出，中国的历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将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艰苦奋斗了二十八年的共产党人即将成为新时代的主人。
历史的变化首先是从战场上开始的。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冬春之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了二百多万兵力，发起了规模宏大的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消灭国民党军一百五十余万，从这以后国民党只剩下一百多万的作战部队。并且军心涣散，纪律松弛，既无出击之力，也无防守之策，昔日以合法政府自居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此刻已危机四伏。
西安，国民党绥靖长官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心情也跟这阴沉沉的天空一样灰蒙蒙的一点也不透亮，八百多万的国军，武器精良，装备齐全。还有美国人做靠山，有大量的美式武器和美圆可用，可是这一切又能如何？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败成了这样。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思索了好长时间的胡宗南总结出了几条原因，国军最大的失误是战略上的失误，在战争一开始只顾攻城掠地抢地盘，占了城池的受重奖，丢了城的削官，所以前方将领就拼命地攻城或者守城，以至于让解放军钻了空子，被各个击破。
而解放军则是立足于打持久战。不求速胜，大步前进，大步后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人可以放弃一切。在战争初期就放弃了一百多座城市让国民党军队去占领，包括自己的圣地延安，这个战法实际上胡宗南并不陌生，在对付小鬼子的时候八路军的部队就是这么干的，现在解放军把这一套办法拿出来对付国民党党照样好用。
想通了这一点的胡宗南好象是突然悟出点什么，既然共产党人可以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我胡某人为什么不可以，我也可以让我的国军大踏步的后退吗。
经过一番对比和深思熟虑，胡宗南好象是恍然大悟一样脑袋亮堂了，为今之计，只有先行撤退，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务。
胡宗南一改往日的骄横，现在想骄横也没那个本钱了，战场上一切都是以实力为尊，他把部队全都撤到了西安和咸阳一带，力图保存实力再战。
不过胡宗南这一撤，西北战场上暂时的平静被打破了，在大西北，除了胡宗南的中央军，势力最大的当属国民党的‘三马’集团，而这三马集团里实力最大，反共最坚决的则是青海的马步芳集团，熟称‘青马’。
此时的马步芳也是忧心忡忡，在自己的官邸里不住地骂着胡宗南，这个大草包大笨蛋，三十几万的正规军奈何不了两万多的土八路，现在到好，土八路成了气候了，从当初的两万多人变成了十几万人，而胡大司令的三十几万军队则缩小到不到二十万，不管自己跟胡宗南的矛盾有多大，但怎么也演化不成敌我矛盾，共产党人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自己的部队占据了陇东地区，胡宗南的部队一撤退自己的马家军就直接暴露在了共产党西北野战军的眼皮子底下了。
前思后想的马步芳终于下了决心，与其让解放军各个击破还不如现在就和胡宗南联合起来，别看共产党人在别的战场闹腾的挺凶，在大西北他们还没有那个实力和能力，只要我的青马军和胡宗南一联合就有把西北共军消灭的可能，哼哼，大西北还是我马某人的，到时候就算是蒋委员长也会认为我马步芳才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