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的国民还是镇定为主，但是面对日益困苦的生活，以及失业所带来的焦虑情绪，某些时候还是会表现出一些剧烈的反应，罢工、罢市、罢课、示威……这些自发的行动已经不是闻，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现的中国，虽然农业人口仍占国民的多数，但是依靠工业和商业谋生的国民数量已经占到了国民总数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着一个崭阶层的迅速崛起，这些国民完全依靠工业和商业繁荣维持生计，当工业和商业萧条之后，他们的生计就会成为问题，他们没有土地，所拥有的不过是一双勤劳的手以及一颗吃苦耐劳的心，工作对于他们而言非常重要。
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首先遭到冲击的就是工业和商业，由于出口贸易急剧萎缩，工业品价格暴跌，这引起了连锁反应，于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店铺关门，店员失业，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的动荡，犯罪率高涨，国民脾气暴躁，往往因为一点口角之争而发展为肢体冲突，甚至刀枪相向，相应的，中枢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得不采用为严苛的法律，震慑犯罪。
遭到经济危机冲击的不仅有工业与商业部门，农业也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遭到沉重打击，具体表现就是农业丰收，但是农民收入却迅速下降，甚至破产，因为农产品的价格比工业品的价格跌得猛，将一车农产品装上火车、汽车，然后运送到城市销售之后，农场主们突然发现，他们每做一笔这种交易，就会亏损一笔金钱，汽油费、人工费、交易税、劫掠者的洗劫、小工的盗窃、饥民的哄抢……这都是潜的风险，也是实实的成本，经过计算之后，于是，农场主们做出了相同的选择，那就是不再出售农产品，上好的稻米、小麦宁可烂谷仓里也不运到城市去销售，甚至根本就不从地里收割上来，因为请人收割也是需要成本的，哪怕是自己用收割机进行收割，也是需要计算柴油成本的。
相比之下，反倒是小农过得比农场主“惬意”一些，因为他们基本上采用人力耕种农田，不需要承担农业机械购买与维护的成本，而且为重要的是，只要土地面积不超过纳税线，他们完全不必操心田赋问题，虽然农产品价格下跌也使小农生活变得清贫，但是相比失业工人，他们的生活至少还是安定的。
不过佃户和农业工人就惨了，由于没有自己的土地，佃户只能租种地主土地，虽然有《地租率限制法》的保护，地主不可能提高地租，但是这部法律并不能保证农产品的价格不发动剧烈波动，因此，当全世界的农产品价格都开始暴跌之后，佃户也不得不跟着农场主一起承受农业萧条所带来的困苦生活，至于农业工人，比佃户惨，至少佃户受相关租佃法律保护，地主不可能随便解除土地租佃契约，但是农业工人却因为农场主降低成本的目的而失去工作，只能进入城市，踯躅济贫站，等待着每日两餐的政府救济，或者排队领取政府发放的旧衣物，以度过那寒冷的严冬。
没人能够忘记1931年的冬天，那是一个真正的严冬，街头不仅出现了大批流浪者，而且也冻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也正是那一年的冬天，大总统黎元洪社会的愤怒与压力之下接受前任大总统赵北的建议，提请国会通过了一部《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建立起专门的济贫站，为无家可归者和城市失业者提供食物、衣物、住处，同时，继续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从城市疏散过多的人口，让这些人到边疆务农，进行“逆工业化”。
与世界各国一样，对于现的中国人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至于发财，已不多数人的未来生活计划中。
经过几年努力，现的国内经济已经度过了艰难的时期，虽然世界经济的复苏尚未开始，不过人们已经从初的极度恐慌中镇定下来，天还没有塌，明天太阳依旧升起，照耀大地，给人温暖，给人希望，何况，这场经济危机中，政府也不是毫无作为，“经济政”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公共工程的开展、某些大型企业的国营化、来自政府和军队的官方订货、移民实边政策的继续推行、延长兵役期……至少，许多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虽然收入微薄，而且工作艰苦，但是至少不必去济贫站排队领取救济品了。
“经济政”虽然是现任大总统黎元洪批准实施的，但是如果没有前任大总统赵北制订出这份详的经济拯救方案的话，或许现的失业者多，社会也会加动荡，甚至爆发革命，就像欧洲某些国家所爆发的革命一样，推翻无能的民选政府，推举一位英明睿智的领袖实行强人政治，用铁碗恢复秩序和经济，用军事手段扩大国际市场，而不是跟那些欧美强国与虎谋皮的进行毫无意义的外交磋商。
现的许多中国平民都开始怀念当年“狂人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好生活，那个时候，或许政治权力上缺少活力，但是至少不必操心明天的饭碗哪里或许，如果“狂人总统”不是1929年结束训政并下野为民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经济会好一些吧。
对于部分国民对“狂人总统”时代的留恋，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明确告诉国民，这场经济危机不是人力可以阻止的，这是经济规律导演的一场对资本贪婪本性的惩罚，即使赵北将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