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窃天下-四百五十一福伯的故事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唐人街。这一年多来，郑大士跑了很多地方，美国的各大城市就不说了，南美和非洲都留下过他的足迹。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想去看一看唐人街。顺便了解一下当地华人的生存与生活状况。
此时的印尼有1000多万的华人，在雅加达也超过了0万的华人，印尼是华人在海外聚集最多的一个国家。所以郑大士想，这里的唐人街一定是最繁华的一条唐人街吧？
到了唐人街，郑大士却发现与他的想象的距离太大了，这里临街的楼房多是两三层、四五层的，半新不旧，根本看不到通常大城市中那种熠熠反光的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稍微新一些的建筑也只是涂了一层彩色墙漆。还算宽阔的马路被一道绿化带隔开，绿化带栽种着常开不败的鲜花，自然但不精致，花丛中竟然也掩映着这个城市的独特风景——一条臭水沟。这与纽约、洛杉矶的唐人街相比，这里显得实在太寒碜。
雅加达的唐人街位于班芝兰区，这里90以上的商人和住户是华人。郑大士随即想到，这两年多以来，随着印尼政府对华人的排挤与屠杀，这里的唐人街自然显得冷清和萧瑟。唐人街上，无论是老板还是行人，神色中都显得落寞，有的人甚至一惊一乍，神经质似的，一个个像是惊弓之鸟一般。
沿街都是小店小铺，商品倒是琳琅满目。看见这些商贩茫然无助，神情呆滞的模样，从小就被灌输了许多爱国爱民思想的郑大士的心中隐隐作痛。
“哎，其实他们应该回到祖国去的。我记得前两年很多印尼华侨都回去了，他们实在太可怜了，有的人死得太惨了……哎！”邢大海也感叹地说着。
其实前段时间发生的屠华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走南闯北的郑大士对于政治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北京和台北双方在印尼当地较劲，引起当地侨民不团结也是一个因素。所谓的“红色输出”之类的东西，他现在才清楚地认识到，那是一种一厢情愿，却又费力不讨好，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东南亚是如此，南美也是如此，非洲还是如此。而台北方面故意歪曲事实的所谓大陆“共产共妻”也让很多侨民无所适从。
“是啊，从清朝末期他们协助洋务官员办实业，提供资金和技术，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延安的红色政权，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有多少海外华人华侨出钱出力，有的甚至倾其所有，华侨成了中国的‘第五纵队’，他们无怨无悔地报效祖国。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郑大士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道。
“郑总、邢队长，从这里转弯进去的不远的那栋楼，就是我伯伯开的‘福记茶楼’了。我们不如上去，一边饮茶，一边聊天？”卢德闽笑呵呵地说道。
“好主意，我们去吧。”
福伯的“福记茶楼”是一幢两层高的木式建筑，茶楼面积不大，但是干净整洁。和此时的大多数唐人街店铺一样，他的茶楼的生意也异常冷清。郑大士他们选了一间楼上靠窗的位置坐下。福伯很快就奉上了茶具点心。
福伯50出头，又是卢德闽的亲戚，加上他又是健谈的人，所以一会儿功夫，他就与郑大士一群人混熟了。也许是生意实在清淡，也许是很久没有和人畅谈了，当郑大士问及他们印尼华侨在印尼的生存状况的时候，老人家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近50年来，印尼华人就没有过过好日子！二战时期，日本人进来的时候就不说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从那时起至1950年，印度尼西亚人民进入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时期。好不容易，把荷兰人赶走了，全印尼真正独立了，也被联合国承认了，我们都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可是印尼的第一任总统苏加诺就开始了他的排华政策。”福伯娓娓道来，竟然让大家听得悚然动容。
看见福伯如此坦诚，邢大海也毫无顾忌地问道：“福伯，你没有搞错吗？我知道苏加诺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他也排华？”
“哈哈，一听你的说话，我就知道你是从中国来的。现在的印尼，反的就是你们，抓的也是你们，你们要小心啊。”福伯喝了一口茶，接着又说道：“苏加诺被现在的苏哈托软禁了，听说快死了。不过，这终究还是狗咬狗而已！苏加诺根本就不是好东西！1945年到1950年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印尼人反y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独立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家视华侨经济力量为“殖民时代的残余”，更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由，以激进立法的形式，从各方面对华侨进行全面的限制和排斥。在苏加诺时代，印尼政府出台的限制、排斥华侨经济的法案达30个左右，对华商经营的国内贸易、进口企业、汽车商行、碾米业、木材业等加以限制和监督，并禁止华侨在乡村从事零售业。特别是苏加诺政府于1959年颁布的第10号总统令，明令从1960年起禁止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县级以下地区经商。这道法令被印尼某些地区的军事掌权者发展为不准华侨在县级以下地区居住，结果造成印度尼西亚50多万华侨失去生计，有的甚至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
福伯叹了一口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