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贡字我六岁时就认识，会写也会用，是爸爸在细沙上教的。二年级时老师在黑板上教时就变成了“上工下耳中横合一”的样子，我心中疑惑，但还是选择了相信老师。因为爸爸必定不是老师，又是在家里的破脸盆的细沙子上教的，难免会出错。而老师是国家正式的专门教学生的，又是在专用的教室，专用的黑板上，挣着国家的工资在教我们，怎么会错。于是我就偷偷地改成了老师的写法。直到六年级时，我们班又换班主任，而且换的是个极少见的男性老师，这可是我们班21个班主任中咱一的一位男老师。新换的班主任不但是男性，还年龄大，估计五十岁开外，还长得丑，因为他的左眼是疤眼。
刚见到这位班主任时我们全班都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他布置的事我也懒得去完成。可是这位老师很快就改变了这种局面，直到最后，我认准他才是我整个小学生涯中遇见的第一个真正的老师，意思就是说他是我之前所有老师中唯一合格的老师。
老师上了两堂课后就给我们布置一篇作文，这是我的强项，也是我在同学们面前露脸的机会。虽然不愿意做他布置的事情，可这作文我爱写，而且一定要写好。下了一番功夫之后，我信心满满地把作文交了上去，然后就在心里盘算着老师看了我的作文会怎样，一定会为我的作文叫，一定会象其他老师那样把我叫到讲台旁去朗读，然后老师会点评我的作文好在那里，用了什么手法，潜词造句如何准确等等。
第三天下午第一节课时，老师抱着全班的作文本走进教室，我安常例做好了上讲台的准备。老师真的叫了我的名字，而且让我到前面来。一切正常，我就趾高气扬地走到讲台旁，等着老师把我的作文本递给我。然而，老师递给我的不是作文本，而是半截粉笔。老师很郑重地用拇食中三指捏着那半截粉笔而且使那半截粉笔竖直朝上地递给我，然后对我说：“听写！”听写？这都六年级了，生字都不是主要内容了，多长时间没有听写了，老师怎么突然又要听写？！疑惑归疑惑，我接过了老师手中的半截粉笔，站到黑板旁。听写我是不打怵的，与作文一样有信心。老师一共听写了五个字，前四个现在记不得了，但最后一个至今难忘，就是贡字，当然我的写法是上工下耳的。老师从我手里接过那半截粉笔时凝视我的眼神是疑惑的，于是我就回头去看黑板，确认自己写的这五个字没问题后，就回到了座位上！等待老师的话点评，其实是在等老师的表扬。
老师没有表扬我，他用那半截粉笔在前四个字上各打了一个对号，然后在我写的上工下耳的贡字上夸张地打了一个大叉，然后让我站起来，问我这是个什么字，我为老师的问题感觉奇怪，不知该怎么回答，老师象是知道我心里怎么想一样地说：“你是不是觉得老师脑子出了问题？”然后转向全班同学：“你们认识这个字吗？”同学们的表情与心理与我一样，但都没回应老师。这回轮到老师也同我们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心理了。老师疑惑地看着我们，我们疑惑地望着老师，整个教室里除了疑惑在迅速传递并充满各个空间外，几乎一切都停滞了。当疑惑的传递转而变成探寻时，老师打破了停滞。他先示意我坐下，然后问谁有字典。那时大家都不富裕，我们班只有三个同学有字典。老师让他们在字典里找到这个字。三个有字典的同学和他们的同桌就忙活起来。很快，他们都由兴奋的忙活变成了目瞪口呆，眼睛都在黑板、字典间来回转换，继而眼睛都停到了老师的脸上，疑惑的呆滞变成了求助。其中的一个把字典举起来给我看，并用手势打了一个大“”示意我。我明白他的示意，不用他的示意我已经从同学们的表情中感觉到了。我想起了然而我倔强地认为自己没错。老师让举字典示意我的那个同学到黑板上来，把字典里的贡字原样写到黑板上。于是黑板上出现了“贡”和我写的“上工下耳”。我呆在那里，全班同学也都呆在那里，探寻的目光在彼此间穿梭。我想起了爸爸教的写法和当初是怎样改成后面的写法的。老师没有制止，而是等我们的目光停下来了才在贡字打了个√，然后宣布剩下的时间自习，可以自由讨论。我们一直讨论到下课，课间上卫生间时还那么热烈，引得别的班的同学也加入进来。我给同学们讲了我在这个字上怎么由爸爸写法改成老师写法的过程。最后大家形成一致结论：是当初的某某老师教错了。我们的依据有三，其一是全班同学都这么写，如果是个别人写错，不会全班同学都错；其二是其他班级的同学没有这个错误；其三是我的写法由对到错的转变！
这位疤眼又丑的老师很会调动我们的学习热情，在我们的讨论中他会适时地“添油加醋”，很巧妙的把我们带到他挖好的沟里，然后再让我们在争论中慢慢从沟里爬上来。比如我们由贡字的写法讨论到了“大”字是否多音多义，两方互相说服不了时去请老师裁判。老师听明白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们那里管医生还叫大夫，但我也有两种意见，有说是代夫，有说是大夫，你们觉得呢？”这下可热闹了，我们那些原本不爱学习的人也参加讨论，形成了两个阵营，相互间各举例证，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为了例证，我们双方都搜肠刮肚、向父母求助、向高年级讨教，我们这一方不惜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