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老三分配进了气象局，还要登观测塔。
女：还好你没有……
男：海洋局也好不到哪去，晕船更难受
——1962年10月
观测塔，是80年代气象局大院儿的标配。
那高耸入云的大铁架子是方圆5、6公里内的至高点，但凡有人打听路，指路的都会以观测塔为标志物，告诉他是该往西还是往东，往南还是往北……
我们每一个住在气象局大院儿的孩子也会以此为荣，好像自己家院儿里有这么一座观测塔，跟住在一座7星级的希尔顿旁边儿差不离儿。
这座观测塔究竟有多高呢？345米，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我问过黄绍伊，为何庄城在华北的省会城市里这么没有存在感，却把气象塔建的这么高。
黄绍伊说，这还是文革期间那些气象专家的功劳呢，就是在那会，庄城气象局的国家一级气象站正式挂牌成立，从此所有设备都严格按照这一级别配备，也就有了这高耸入云的纯钢架结构观测塔。
它主要的作用是为预报员提供各种数据，例如风力、风向、温度等等，数据都是通过电脑传输，他们只需要在办公室接收就可以了。
所以，有机会登上这座塔的人凤毛麟角，从70年代建塔到1989年总共只有4个——1个是塔建成后的验收员、1个是精通机械知识的土豆。
另外两个，是我和甄多余。我们之所以会登上这座塔，跟我们俩密室探险归来当晚，在屋里密谋的那件事儿有关。
按理说，刚刚经历了一场虚惊的幼儿，应该是像刘晓宇那样，双眼空洞、满面泪痕，心惊胆战地等待着来自家长的责难。但我俩恰恰相反，我们那晚是精神抖擞、无比亢奋的，满脑子充斥的都是九死一生后的喜悦。
我们商议：一定要齐心协力保存好胜利果实，将那个红色的日记本放到一个最合适的地方。
在甄多余看来，观测塔就是那个最合适的地方。
“凉凉，你知道吗，最安全的地方，是观测塔上面的那个工具箱，那块儿十年也没人上去一次。”
“观测塔？我可不敢去”
“没事，那个工具箱在第18层，不用登顶”
“非得去那？”
“那平日里没人去，我觉得最安全。”
“你去过？”
“又被你看穿了……”
其实，甄多余刚说出“观测塔”三个字的时候，我心里100个拒绝，因为我恐高，别说爬了，我平时就连离近了看都不敢看，秀荣也很少带我去那玩，生怕上面掉下来个什么零件儿砸到我。可那天我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居然答应跟甄多余一起登塔。
甄多余踌躇满志，三言两语向我交代了作战计划：
“时间，明天早晨8点”
“好”
“7点50我来你家找你”
“好”
“凉凉”
“怎么了？”
“你要是不敢可以不去”
“你去我就敢，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得去”
“因为这是咱俩的秘密，两个人一起才有意义”
“好……拉钩！”
疯狂的“作战计划”，就这样我的小屋里诞生了。此时屋外的黄绍伊和秀荣还在对上一场“灾难”心有余悸，却不知道另一场“灾难”已在酝酿了。
第二天早晨7点50，甄多余准时到我家叫我出门，临走时秀荣还塞给我5毛钱，让我们一会买2毛5一根的奶砖吃。
“你看？等咱们藏完本子，就去买冰糕”
我得意洋洋地晃动着手里的5毛钱，甄多余也拍拍自己的右腰，脸上依旧是那副志在必得的表情。
8点，正是黄绍伊给大家开晨会的时间，院儿里除了经常开小差的看门大叔外找不到别的人，所以，这个时间段登塔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甄多余显然是早已算准了时间，所以我俩争分夺秒，穿过菜地，贴着办公楼的围墙，到达观测塔下。
“凉凉你看，它像不像擎天柱？”甄多余仰着脑袋说。
说实话这还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座345米的观测塔，它其实就是一个中空的大铁架子，每50公分左右都有一条横向的铁杆，每两根栏杆之间还有2根弧形的护栏围在外面，用来保护攀爬者。
乍一看，它的安全措施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如果你把身子探进那些弧形胡兰里，你还是会吓一跳。因为它实在太大、太高了，单是底座就有2人多高，四条铁腿儿实实地扎在地下，每两条铁腿之间的距离都够我走上7、8步了。再往高处望去，以我一个5岁孩子的身高基本望不见塔尖儿，只感觉整个大铁块儿都要向我倾倒过来。
我往甄多余说的器材箱望去，真的是在第18层左右的位置，只是这个18层可跟我们的楼梯不一样，它指的是每两根铁杆之间的距离，我用手大概量了一下，应该有我的一根胳膊长。
“每一层都这么高，咱们怎么往上爬呢？”
我用脚试了一下，基本上要把两条腿抬展了才能够到距离自己最近的那根铁杆儿，在地面上还好，这要是在空中，脚底下不可能踩得那么实，掉下来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可是甄多余好像并不担心，他拍了拍观测塔外围的圆弧状防护栏，满脸自信地说：
“你看见没，每一层都有两根防护栏，你只要扒紧了肯定没问题！”
说着，他蹭地一下登上了第一层铁杆，然后俩腿一翘，后背靠在护栏上打起了悠悠，紧接着，第2层、第3层……
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