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客观因素，应该是刘渊本人。
刘渊本人的年纪问题，在他称帝时应该已经接近七十岁。
称帝的第三年，刘渊即便去世。
在他身后，由于缺乏权威，以及制度和传统的冲突，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与纷争。
刘渊病逝后，太子刘和继位。
其弟刘聪随即发动兵变，杀死刘和继位。
这种事情，虽然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也常有发生，但在中原的价值观中，这肯定不是一次正常的权力更替。
而以匈奴人的视角来看，如此却正常不过。
在他们的语境里，历来权力交接都是伴随着鲜血的，不流血的交接才不正常。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刘渊身后体现的特别明显。
刘聪继位以后，以刘渊的皇后单氏为皇太后。
但单氏貌美，刘聪于是便将其收归己有。
在中原价值观的史书里，关于这一段是这么记载的:“聪柔焉“。所谓“柔”，就是娶父亲的妾，在中原文化看来，这毫无疑问是luàn_lún。
但在匈奴几百年的历史中，这就是正常现象。
上一代单于死后，由下一代继承所有遗产一包括除了母亲以外的所有女人，她们都是财产。
因此刘聪的这种行为，是一个正常的匈奴人的行为，但却为汉人所不齿。
两个民族的融合，是需要在文化传统、生存式、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逐渐接纳的。
但以当时的时间点来看，汉匈之间的这种接纳还是太少。
问题随着刘渊的病逝而逐渐暴露出来，并且越演越烈。
这种巨大的鸿沟，在当时是没有办法调和的。身为皇帝的匈奴人没有办法立即改变自己的传统，汉族人也不可能接受自己底线以外的行为，既然如此，那么相互接受根本就无从谈起。
除了文化上的不协调，制度上也有矛盾。
刘渊在称帝之初，全面接纳汉人的政治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摈弃匈奴人的管理模式，他设置了一个机构，叫做“单于台”。
既然汉人和匈奴人生活习惯不同，那就“分而治之”，用汉人的办法管理汉人，匈奴人的办法管理匈奴人。
刘渊继承接受了汉人自秦始皇以来的官制，以此来统治汉地;对于匈奴人，则用“单于台”来管理。
也就是说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刘渊就率先实现了“一国两制”。
但这个制度天然存在两个bug:
首先，胡汉的分裂因此有扩大趋势。
面对着胡汉两种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性和方式，刘渊给出了分而治之的解决方案，但这种方案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掌握政权的胡人维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被统治的汉人则是另一种模式，两者之间完全没有贯通的可能。
这套制度的设定，既然一开始就强调胡汉之间的分别，那么也就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对立。
其次是军事上的问题。
匈奴人是立国的根本，因此，管理匈奴人的“单于台”才是最核心的权力机构，那么皇太子兼任“单于台”大单于就成了惯例。
而在地方上，虽然行政长言按照汉人的办法设置流言，但兵权只能给匈奴人才放心一一而且，最好由自己的亲族担任，否则忠诚没有办法保证。
但这么一来，其实就又陷入了八王之乱的矛盾里。
自此以后，宗室内斗的杀戮果然反复上演。
刀光闪过，落下的人头跟获胜者之间，经常就是兄弟叔侄关系。
当时的人不是不知道以史为鉴，但这种人间惨剧，却是现实情形下一种无奈的必然选择。
同时伴随出现的，还有第三个问题:
如何吸引人才，其包括汉族在内的异族人才?
刘渊建立了匈奴人的国家，虽然以汉人的方式来统治汉人，但核心权力还是靠匈奴人自己的组织形式。
那么，既然权力的核心是以血缘为界的，出身于其他民族的人才，要如何才能被纳入到核心权
力中呢?
前赵(刘渊创立的国家后改国号为赵，因此史称前赵)灭亡于后赵，而后赵的开国君主石勒其实就是刘渊的部下。
石勒军事能力超群，到后来已经是前赵的绝对主力。
但偏偏，石勒是羯族人，在当时的体制之下，匈奴的刘氏王族是没有办法接纳石勒成为自己人的。
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双方分道扬镳。
既然前赵是以匈奴本族立国，那么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把羯族人接纳进来。
石勒做的越好，对匈奴人创立的前赵而言，就越是威胁。
尴尬也就在这里，明明是创业公司的核心骨干，但干的再好也拿不到股权。
因此，石勒的自立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甚至于十几年后，石勒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他的国家也没有办法吸纳外族人才。
乱世之中，依赖外人容易反水，他自己就是例子;过分依赖族人，无法容纳外人，他自己依然还是例子。
这两者之间的循环论证，简直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后赵也作出了自己的尝试，办法是收义子，试图用亲情来消弭民族差别。
但这依然没什么用，石勒创立的后赵，灭亡于冉闵。
而冉闵，是石勒最为得意的义孙。
刘渊如今谋划的制度，胡汉分而治之，在历史上看来，都不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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