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在西河的象征意义极其重大，不仅对秦国、楚国、赵国这些外族文化占上风的国家的怀化作用十分显着，而且使魏国俨然成为中原各国中的文化宗主国。
儒本来是以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师。
而六艺是贵族和士人在治理国家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儒由于各有侧重而产生不同的流派，相当于不同的学科。
鲁国的曾参之儒是以重礼，尤其是重孝为代表的流派，培养的是掌礼之儒，这些人不以经世济用为特长，在各国官僚系统中的地位不高。
子夏之儒培养的是经世济用之儒，大量地充斥到各国的官僚系统中，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儒学流派。
子夏到西河后，谋求进身的士人纷纷转入西河学习。
这个时候，西河学派应魏文侯的要求已经不以贵贱为收取学生的标准了。子夏由于不亲自教课，而且已经享有了魏文侯师的至高荣誉，也就不计较了。
这些士人在西河学派学习后，很自然地选择魏国为其效力的首选国家。这样，西河学派为魏国吸引、培养了大批官员。各国的士人对西河都很向往，魏国无形之中成了他们理想的效力国家。
西河学派教授的内容很丰富。
公羊高与谷梁赤本来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学生，但由于他们教授的历史学科春秋是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的，所以魏文侯抬高了他们的地位。
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公羊传的蓝本，谷梁赤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谷梁传的蓝本。
子贡的学生田子方传授的不仅包括儒本身的六艺，还包括子贡对儒学的发展，纵横术与经商的本领。
纵横术是士人成为官员后，从事外交所必须具备的才能，而经商致富则是一个官员富国富民所必须要掌握的知识。
子贡、田子方对传统六艺的发展是与当时的时代发展，各国对官员的要求相适应的。段干木是子夏看重的一个学生，他的教授中还可以看到子夏培养高级官员的精髓。
魏文侯担心段干木培养的高级官员不为魏国所用，反而与魏国为敌，便让段干木主要教习魏国的公室贵族，并请子夏能够对自己的子弟能够指点。
魏国本来对儒是不重视的，魏国的文化与韩国一样，起初受卫国的鬼谷文化影响最大。
魏文侯时，使用大臣不看出身，重视能力，提拔了很多平民和有戎狄背景的人才，魏国的贵族很少得到重用。
魏文侯重用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吴起和李悝都是来自卫国的平民。
乐羊、西门豹是魏国的平民。翟璜是戎狄出身。只有魏成是魏文侯的弟弟，出身贵族。
而魏文侯以后，魏国的大臣结构由于魏文侯对鬼谷学派和西河学派的融合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段干木及得到其真传弟子的教授下，魏国的公室贵族出现了大批的人才，如公叔痤、公子昂，成为魏国高级官员的一个主要群体。
田子方的后学逐渐融入到段干木这一支。
魏国大臣的另一个集团则是受鬼谷文化影响出身平民的人，其中以公孙衍和庞涓为代表的西河出身的很多。
这两个集团在魏文侯以后的魏国政坛争夺很激烈。
后来，受西河学派影响很大的贵族集团占了上风，魏国逐渐衰落了。
而公羊高和谷梁赤这两支很少出现有政绩显着的高级官员。
西河学派与鬼谷学派的争斗在魏文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鬼谷学派虽然不象西河学派这样大张旗鼓地收徒讲学，但也在不断地表达不同的学术见解。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事件就是吴起与公羊高、谷梁赤对春秋的争论。
历史是当时贵族和士人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学科，而《春秋》是必讲的一门课程。
但由于《春秋》只记结果，不记过程和背景，如何解释《春秋》记载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就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魏文侯出于控制士人的目的，拔高在学术上并不是很深透、比较迂腐的公羊高和谷梁赤的地位，使公羊和谷梁学派的忠君思想深入士人之心。
而吴起由于早年投身曾参被逐的经历，对腐儒产生了很大的敌视情绪。
吴起根据自己的春秋的理解，作了一本左氏春秋传，与公羊春秋传和谷梁春秋传相抗。
吴起对春秋的见解要更符合实际，更符合政治军事斗争的实际，但是魏文侯不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政治、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对左氏春秋传很少宣扬。
由于魏文侯的扶植，公羊与谷梁两派占了上风。吴起对此很郁闷。
子夏在西河没有几年就去世了，但其在西河的象征意义却长期存在，魏国取代鲁国成为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
魏文侯尊子夏为师的政治效果十分显着。
魏国之所以能够称霸百年，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魏文侯把魏国变成了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
而现在魏国的朝堂上绝大多数都是河西学派的士人。
望着陛台之下跪倒在地上的群臣，老魏王沉声道：“今宋师伐我，以我魏国一国之军力不可阻挡，而现在韩赵两国不出兵抗宋，包括大梁城在内的河南地这大片疆土沦丧在即。诸卿，如今已经是国家危难时刻，大家有什么主意不妨畅所欲言！”
魏国从来都不是以言获罪的国家，历代魏国的君主，魏文侯、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