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枫道，这封信，领导批的要专门研究那句话，都不能让他们看见。
吴为道，其实，看见也没有啥。我已经和人力资源部、信访办专门沟通过多少次了，好解释。他们提出的三条，一是重新回来上班；二是要提高收入，三是过早内退的损失要补偿。按照当时规定，想上班的下岗三年才能有资格通过考试重新上岗安排工作，还必须考试过关。过去这么多年了，怎么上岗，没有政策也没有程序支持。提高收入，现在已经有逐年提高的程序，下边说了不算，再说，反映的多了，上边该做的会做的。
吴为想，现在的人普遍不满意，靠金钱能不能满足？其实，单纯靠金钱是很难满足的。对于很多人来说，钱比过去多多了，精神依然陷入痛苦之中，金钱并不是唯一的良药。如果心术不正，钱多了还想更多，张着如同血盆般的大口，依靠挤牙膏式的方式如何满足？人们存在的种种**思想行为，在扩大和加深着痛苦，已经由痛苦繁衍滋生出仇恨，又在进一步发展转变成制造新的痛苦之源。
吴为与叶枫闲聊，说起苦难已经够多，不要再去人为加深加重苦难。
叶枫道，咳，还说那些，你没有听说，两个内退的女职工，她们俩本来非常要好，经常是形影不离，应该互相体谅，却偏偏弄出事来了。
原来是霍杰替平英代领了一笔钱，给了对方后又留了收条。这都是好几年的事情了，偏偏平英就忘了，突然向代领的霍杰要收条，霍杰又因为中间搬了一次家偏偏忘记放哪了，平英就不依不饶地索要起来，又逼道再拿不出来就要起诉，霍杰着急上火却又苦于找不到收条。
平英就来找吴为，说道，单位也有责任，为什么没有经过我本人的委托就让别人代领我的钱？
吴为道，一个单位的人这个人替那个人代领的事情经常发生，也没有出现什么误差纠纷，怎么到你这里就出了问题？再说，替你代领的霍杰也不是那种小人，会把你的钱密下。你再仔细想想。
平英从拎的包里拿出个小本子，说道，我的流水账上记得很详细，就是没有这笔钱。
正说着这件事，霍杰就给吴为打来电话说，我找到她给我的收条了，我得起诉她，她那么埋汰我，把我都快整成精神病了。
吴为一听，说道，太好了，你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
她打车很快就到了，一进门却看见平英也坐在沙发上，脸色立即变了，责问起吴为，她在这你为什么还让我来？那几天把我逼的，差点逼出精神病，翻箱倒柜，翻遍了就是找不着，谢天谢地终于找着了，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凭啥告诉她欠条找到了，欠条我就想上法**再拿出来。
吴为劝解道，我们这些内退的兄弟姐妹已经够痛苦了，不要再手足相残，增添痛苦了，我不知也就算了，知道不能装不知，所以让你们俩个来当面对质交接欠条，不要再纠缠此事。你们两个过去形同姐妹，相处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唠叨，要不怎么会代领？
又对平英说道，这次出现这个问题，责任完全在你自己，条子是你自己的笔迹，你现在就向霍杰道歉。你当时想啥了，一点退路都不考虑，哪有你那么逼人的？
吴为看平英还在犹疑的样子，又进一步说道，你要真诚地向人家道歉。
霍杰听了顿时又火了，道什么歉，我不接受她的道歉，我要起诉她。
平英忙给她跪下了，说道，的确是我的错，我这给霍姐道歉了
吴为对霍杰道，人家都给你跪下了，你也应该消气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再说了，上跪天下跪地三跪父母，再无可跪之事，她能给下跪可见她的愧意之诚。又说道，你们都是下岗职工，经受的苦难已经够多了，互相体谅体谅吧。
听他这番说，霍杰才显得有些平和了。
吴为便领着平英去了财务室，对财务人员说，把代领的那个签字单据找出来，让她自己补签一下，以后记住这个教训，不能允许代领。她们先后走了。有人说吴为，象这类闲事管它干什么。吴为道，我不知道罢了，知道了还装不知让她们互相纠缠起来，太无聊了，这种事能看热闹么？
吴为又对叶枫等人特别嘱咐道，老干部问题，我跟你们说两点，现在工作不好做，难做。一是单位办社会体制，从我们这茬人开始解体，人们心理承受不了，很多事情还来找你，你办不了、办不成，就对你不满；二是收入就是在我们这代人拉开差距了，同事多少年了，在一起干一样工作，能力水平都差不多，但就因为退休内退或其他原因离开了单位，收入就拉开了很大差距，人家就是不满，有想法，也是正常的，工作起来又没有多少资源可以利用，因为体制不允许你去做了。根据省政府文件，一般的退休人员每人一年的活动费才200元，你想，200元，说明退休了与单位的关系还有多大分量？
经历了这些事情后，吴为常常陷入沉思，改革的阵痛，置身于同一情境下的人们，同样地失去岗位、收入减少甚至失去原有收入，有些人却全无不满、仇恨，或者伴随岁月流逝而淡化消解；有些人则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不时重复那痛苦的回忆，内心越是脆弱越是对外界信息产生敏感反应，这种反应不但没有减轻痛苦，反而在加深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