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注意到。在对阿q精神给予某种肯定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如何对待鲁迅的批判精神这个问题。为阿q精神正名，不能回避如何对待鲁迅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之所以产生这个尖锐的问题，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把鲁迅所表现出来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硬汉性格，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所隐含的乐观主义精神资质对立起来，甚至通过鲁迅的英雄主义精神去反衬出阿q精神胜利法的卑微。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当作所谓国民劣根性的化身、象征，对其命运的悲剧。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进一步按照当时的话语，是民族文化心性中有根本的重大缺失，用当代语言，叫遗传基因有重大缺陷，不好纠正，也正是因为不好纠正，精神胜利法才在后辈得到继承和沿袭，并且繁衍、发育成一种乐感文化样式，在当代被阿q的子孙们当作对付下岗、失恋、离异、残疾、疾病、失学、破产等变故的有效精神武器。人们重视汲取鲁迅的辉煌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轻视甚至鄙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中所包含的一种特殊的心智能力。即能够善于将任何不良心态、心境迅速转变为愉悦体验的能力。只不过在阿q的身上，由于太缺乏知识才能和文明发达社会制度的支持和保护，使他在现实中四处碰壁。乐观的性格却酿成命运的悲剧。即便在今天，这样的心智能力经常被愚蠢地用来恶搞愚用招致祸患。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现代社会，既有必要更有可能把二者的精神融合起来，形成一种崭新的人格资质，普遍提高人们对复杂社会现实的适应能力，并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这就是吴为对鲁迅精神与阿q精神所产生的一种新的学术诠释。
其实，“鲁迅精神”与“阿q精神”本来就是亲兄弟，应当让他们携起手来。所谓亲兄弟。一个管发心，鲁迅是发心。发的是英雄救世的精神，另一个则是管收心、放心。阿q是收心、放心的代表，有了发心又有收心，才是民智成熟的表现。在我们面对越来越大社会压力的今天，既要发扬鲁迅的英雄主义精神，也要真正地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名，让鲁迅的英雄主义精神与阿q的乐观主义精神走向融合，增强自我人格资质的柔韧性，养成健全的心理机制，更好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实现幸福快乐的生活。
时隔千年的苏轼，他精力过人，对生活中各种事情都容易发生兴趣。对生活善于进行诗化处理，实现生活诗化和诗化生活的意境。作诗取材广泛，自然景观、人物事件、风俗民情、喜怒哀乐、议论哲理，无不入诗。随时可发诗兴，无处不是诗材，极写人间天地之事。他的性情直率而又乐观豁达，堪称乐感文化的经典人物。他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成为性格自觉和执着追求，有话就说，因诗遭祸，险象一过，又管束不了自己。真是性情不由人。有身份地位，感到发挥了别人不可发挥的作用而乐趣无穷；失去身份地位，又发现免了责任之累，更是喜悦常生。进亦乐，退亦乐；富贵可乐，贫贱亦可乐；事事可乐，处处可乐。乐由心头生，发现乐处，感受乐处，无处不可以生乐。真是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乐圣。身体不佳，朝廷又剥夺了俸禄，弄羊肉不得，只好买羊脊骨，熬汤剔肉，剔着剔着，竟然剔出了乐，并且即兴赋诗一首。本来胃里空空，心中却乐趣不减。乐趣不绝，溢于言表。以智取乐，善于斗趣。欢乐在根本上是生命力活跃性的表现。生命力强，精力充沛，对各种事物无不情趣盎然。对乐的天性自觉，形上化了，把自己行为组织到一个更加美好的、形而上的精神境界中，营造出永恒性的精神乐园。孔子说，天下有道则显，无道则隐。他也接受了庄子的逍遥思想，看淡了世间成败，撇开世俗烦恼，放弃有限执着，融入大自然的永恒之中，又受佛教影响。但他又不排斥现实，对现实保持不即不离、能进能出的关系。入世则膏泽斯民，退身则独得其乐。一切都经过艺术化处理。妙解人生真谛，一切有限之物都将流逝，因此对各种有限之物的际遇淡然处之，确定了一种超然基调。追求仙境的人生哲学，但仅靠理智不可，还需要心理和生理的锻炼修养。苏轼对饮酒的兴趣更浓而恒常。酒催发了艺术，象李白斗酒诗百篇，酒刺激而成激情，同时又对酒罪后的失态、真情流露起到了掩饰作用。酒境使他形成一种意境，趋近神仙境界。
吴为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深得收发自如心法的奥秘，使他能够把鲁迅精神和阿q精神统一起来，对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