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军方坚持消极防御，不愿出京剿贼，不愿在军事上配合越王和东都留守府所作出的出京剿贼之决策，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坚持是错误的，现在伊阙丢了，军方为自己的消极防御付出了代价，为此他们马上改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要以攻代守，要出京剿贼。
此举对军方来说不过是改变了一下防御策略，在兵力部署上做出一些调整而已，但对越王和东都留守府来说，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为了配合军方出京剿贼，他们必须给予军方以全方位的支持，然而危机当前，东都各方势力都已焦头烂额，越王和樊子盖更是手忙脚乱、疲于奔命，此刻他们巴不得军方积极配合自己应对危机，哪里还有精力支持军方去京剿贼？
形势变了，应对之策也要变，此刻叛贼韩相国已经突破了京畿防线，已经威胁到东都安全了，所以军方的首要之务是马上夺回伊阙口，迅速稳固京畿防线，然后再看形势发展，若形势允许就出京剿贼，而现在郑元寿和李浑却在防御策略上改弦易辙了，要积极防御了，要出京剿贼了，这纯属添乱，军方自己做错了事，不想着积极补救，亡羊补牢，却忙于推卸责任，不择手段地要把越王和樊子盖“拖下水”，这实在是令人愤怒到了极致。
樊子盖忍无可忍，也就不忍了，毫不客气，一丝情面不留，当场揭开了军方的“老底”，揭露了他们无耻的行径，把他们丑恶的嘴脸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之前越王和樊子盖要出京剿贼，军方拒绝，现在形势变了，越王和樊子盖要坚守东都和京畿了，军方却要出京剿贼，如此肆无忌惮的“唱反调”，目的无非就是维护军方之私利。之前出京剿贼军方生怕自己吃了亏，落不到好处，现在出事了，要承担责任了，军方马上又转变立场，要积极出京剿贼。但越王和樊子盖迫于当前东都危机之严重，不会同意军方这一决策，如此一来，将来圣主追究下来，军方就有理由“倒打一耙”了，不是我们不配合，是他们蓄意挑起矛盾激化冲突。圣主为平息事端，只能各打“五十大板”，于是军方就把丢掉伊阙的责任推掉了一半。
此事看上去是军方要从越王和樊子盖手里抢走那支刚刚组建的地方军，实际上是军方以此为要挟，逼迫越王和樊子盖与他们一起承担丢失伊阙的责任，而越王和樊子盖一旦退让，首先就要失去京畿地方军的控制权，接着就再一次陷入被动，不得不被军方牵着鼻子走，处处受制于军方，如此下去，很快他们手上的东都控制权就名存实亡了，他们将变成军方的“傀儡”。这对越王和樊子盖来说太可怕了，如果他们失去了东都控制权，失去了可不仅是自己的前程，还极有可能葬送了东都，而东都是中土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一旦落入保守势力的手中，中土政局必然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不要说二次东征要功亏一篑，就连圣主和中枢都有可能在这场风暴中灰飞烟灭。
樊子盖“爆发”了，睚眦欲裂，连声咆哮，最后指着郑元寿、李浑和韩世谔厉声质问，“圣主信任你们，对你们寄予厚望，但你们如何报答圣主的？就这样报答吗？以伊阙的丢失，以东都危机的恶化，来报答圣主，来兑现对圣主的承诺，来表达对圣主的忠诚？”
李浑、郑元寿和韩世谔没想到樊子盖如此“冲动”，关键时刻不但严词拒绝军方的合作“邀请”，还猛抽军方的脸，巴掌打得“啪啪”响，直接翻脸了。三人脸色铁青，怒视着暴跳如雷的樊子盖，一个个恨不得拿刀砍了他。这个老家伙不识大体，不顾大局，一无是处，圣主到底看上他什么了，竟委其以重任。
韩世谔掉头就走。都撕破脸了，还有什么好谈的？东都危机骤然恶化就是源自伊阙失陷，而越王和樊子盖一气之下，不但不愿与军方共担责任，还拒绝与军方携手合作，尤其严重的是，樊子盖这个老家伙还反过来威胁军方，以东都的安危来胁迫军方“低头”，但军方不会“低头”，更不会对越王和樊子盖俯首听命，虽然军方会因此更加被动，不过军方并没有陷入绝境，军方还有逆转危局的办法，那就是马上夺回伊阙，所以韩世谔二话不说，掉头就走，飞一般离开东都赶赴伊阙去了。
看到樊子盖、李浑和郑元寿三人怒发冲冠、剑拔弩张的样子，崔赜暗自叹息，樊子盖这个改革派的中坚人物是“四面楚歌”，面对危局有心无力，李浑这个关陇人则居心叵测，背后下“黑手”，蓄意恶化东都危局，而郑元寿这个山东豪门因为地域关系，与河洛贵族、颖汝贵族利益纠葛太深，他在兵变爆发后会持何种立场，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崔赜忍不住有一种心力交瘁，甚至是绝望之感。
越王杨侗看到崔赜冲着自己连使眼色，心领神会，当即把情绪失控的樊子盖拉进了偏堂，让他先冷静一下，同时也给崔赜一个劝和军方的机会，毕竟危机当前，军政双方撕破脸对着干于事无补，对双方都不利，所以樊子盖这个“红脸”唱完后，就轮到崔赜这个“白脸”上场了，想方设法也要利用伊阙失陷这件事逼着军方让步妥协，军方可以“不低头”不听命，但必须合作，合则两利嘛。
崔赜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废话后，就和颜悦色地问李浑，郕（c）公若南下豫州，京畿以东由谁卫戍？
李浑没有回答，而是望向了郑元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