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赜的态度很明确，坚决不让越王杨侗介入到通济渠危机中，这显然十分反常。事出反常即为妖，樊子盖不禁浮想联翩，难道这场危机的背后还隐藏着自己没有估猜到的秘密？
通济渠危机与我没有关系，与越王也没有关系，那与谁有关系？
蓦然，樊子盖豁然顿悟。崔赜与自己在政治上的最大区别是，崔赜深陷于皇统之争不可自拔，所以崔赜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形势下，首要考虑的问题便是皇统，便是如何帮助越王赢得皇统，如果越王在皇统之争中输了，崔赜也就要赔个底朝天。
两次通济渠危机实际上都是皇统之争的延续，上次是齐王“出逃”，这次齐王“杀”了个回马枪，不出意外的话，齐王杨暕马上就要借着剿杀白发贼的名义呼啸而来，而通济渠危机将由此演变为东都危机。
东都危机有多严重？想想都很可怕，现在西京控制在代王杨侑手上，很快通济渠一线将会落入齐王杨暕之手，而这两位亲王的支持者都是以韦氏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也就是说，当越王杨侗陷入齐王杨暕和代王杨侑的左右夹击时，东都危机也就爆发了，而推动和控制东都危机的便是关陇本土贵族集团。关陇本土贵族集团是当今朝堂上最大的保守势力之一，他们乘着圣主第二次东征高句丽之际，发动东都危机，其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他们争夺皇统是假，摧毁改革才是真。
越王杨侗无力抗衡，他的支持力量较为薄弱，虽然他的背后有以崔氏豪门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还有以母系刘氏为首的八姓勋贵虏姓贵族集团，但汉、虏两系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再加上山东人和关陇人之间的仇怨，指望他们在皇统之争中携手合作纯属笑谈，如此一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必将占据上风，东都危机会失控，而随着局势的迅速恶化，中土另一个保守势力，也就是以杨玄感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必然从中推波助澜，以图彻底引爆东都危机。
爆发后的东都危机是个什么局面？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皇统之争进入白热化；东征失败，圣主和改革派再一次遭遇重挫，政治上的大溃败已不可挽救；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和支持改革的激进势力将在狂风暴雨中展开决战，改革派将在决战中一败涂地。
樊子盖顿悟了，他这个土豪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政治上的暴发户，与崔赜这等出身大豪门，一直在中央任职的资深大权贵来说，他的眼界还是低了，对门阀政治的认知还是浅薄了，所以关键时刻也就未能窥一斑而见全貌，无法从通济渠危机中看到隐藏在背后的巨大风暴。
通济渠危机算什么？毛毛雨而已，真正的风暴是东都危机，而越王要应对的是东都危机，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东都危机中活下去，至于通济渠危机，正如崔赜所说，与我何干？
樊子盖为难了，这个兵是出还是不出？如果不出，通济渠中断了，自己岂不成了东都危机的推手？反之，如果出兵了，东都大军都去了通济渠战场，迟迟不能回来，东都岂不成了一座空城？京师空虚，岂不是自寻死路？东都危机岂不要演变成军事政变？
樊子盖彷徨无策，回到尚书台考虑了一夜，想来想去，还得去找崔赜问计。
很简单的事，留守东都的是越王，而他这个东都留守是辅佐越王的臣子，与越王的利益紧紧“捆”在一起，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关键时刻，他应该唯越王马首是瞻，而不是凌驾于越王之上，事事越俎代庖，虽然他一心为公，并无私心，但在忠诚于圣主的同时，如此无视越王，实际上等同于违背了圣主的嘱托，未能很好地理解圣主的政治意图，未能很好的实现圣主的政治目的。
再见崔赜，樊子盖的态度就有了微妙的改变。越王还是君，但深得越王信赖的崔赜就重要了，不能再把他简单的认作是越王府长史，而应该把他当作越王的“军师”，是越王的决策代言人，而樊子盖则变成了越王决策的执行者。
崔赜总算松了口气。
樊子盖总算找对了自己的位置，不再把越王当作政治傀儡，不再凌驾于越王之上，不再让越王做他的决策代言人，虽然越王的确是政治傀儡，但关键是，越王是圣主安置在东都的傀儡，代表了圣主的权柄，是圣主的傀儡，而不是他樊子盖的傀儡，所以樊子盖无视越王，便等同于无视圣主的权威，是大错特错。当然了，在具体政务中，樊子盖的确可以代替越王，但在东都危机中，樊子盖能否代替越王？能否有越王的尊崇身份和由这个身份所代表的权力？能否凭借自身的号召力就能赢得东都大大小小政治势力的支持？所以土豪终究是土豪，暴发户与豪门的距离终究是遥不可及，好在樊子盖还算清醒，没有在权力的迷雾中失去方向，还知道自己无论怎样“暴发”都是拜圣主所赐，圣主给他了，他才有，圣主不给他，他就一无所有，于是他迷途知返，把本不属于他的决策权还给了越王，越王决策，他为越王冲锋陷阵。
樊子盖问计于越王，大王，这兵出还是不出？
杨侗望向崔赜。崔赜很坚决，不出兵，不过他这次给出的理由就不一样了，他质问樊子盖，有多少大臣建议你出兵剿贼？
樊子盖迟疑着，没有答复。
“凡建议你出兵剿贼者，都有可能是这次东都危机的幕后推手，甚至就是危机的制造者。”崔赜语出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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