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两次辩论可以看出，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家为维持自己治国之本的地位，联合道教，对严重威胁到中土整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佛教，发起了一次次“冲锋”。儒佛融合是不可能的，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目的是生存，而儒家吸收佛教教义，则是一种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佛教的手段。
文化“大一统”遭遇到了巨大阻力，这个阻力远远大于政治“大一统”，而阻力来源一方面是因为佛教蓬勃发展了，渗透到中土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与儒道两教形成了鼎足而立之势，另一方面则是最高统治者在政治上需要佛道两教的支持。
先帝建国，名义上是受禅，实际上就是篡国，而为了名正言顺的篡国，就必须在舆论上赢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在学术理论上赢得大义，当时道教就给了先帝舆论上的支持，随后佛教也广为宣传。这对先帝和他的追随者来说非常关键，相比起来，儒家当时的支持就不够，山东人甚至支持尉迟炯、司马消难和王谦造反，差点把先帝推翻了。
圣主能够赢得皇统，最重要的是有江左贵族集团的绝对支持，而江左贵族集团与南方的佛教道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可以这样说，若想赢得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首先就要赢得南方佛教和道教的支持，所以圣主在江左镇戍期间，积极“公关”佛道两教，在佛教受了“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在道教不但奉养南方道教第一仙人徐则，还与上清道法主王远智等诸多著名道士亲密交往。圣主登基后，继续不遗余力的支持佛道两教的发展，以便在舆论上大规模的宣传改革政策，同时在政治上努力赢取更多更大的支持。
这就是文化大一统改革的核心矛盾所在。
儒学是治国之本，但今天的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学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以中央集权制为主的政治“大一统”改革中，不但起不到帮助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然而，中土的儒学实质上控制在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北方豪门世家手中，以关陇人为主的新兴贵族集团在学术思想这一块是个“短板”，望尘莫及，为此不得不在治国所需要的儒学理论上依靠山东人，但山东人在“大一统”的改革中是利益损失者，是权力和财富的被剥夺者，当然没有改革的动力。
山东人既然没有改革的动力，当然不会帮助关陇人，为大一统改革提供相配套的儒学理论。而儒学“不思进取”，不改革，不创新，不能在舆论上推动改革的前进，那么反过来就迫使关陇人不得不依靠佛道两教来控制舆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和改革派，更是在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缺乏支持儒家的力度，如此一来就等于变相支持佛道两教，导致文化“大一统”改革的阻力有增无减。
文化不能“大一统”，儒学理论思想不能积极配合中央集权制度的改革，那么可以想像“大一统”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可以想像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有多严重，而这些阻力和矛盾反过来又严重危及到了中土的统一大业。
李百药回到山东，重返中土儒林，能不能再入仕途无所谓，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是做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而是他在经史学上的理论思想，这才是他真正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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