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行特殊制度，留守东都的宰执以礼部尚书杨玄感为首，紧急召集五省、三台、九寺和十二卫的留守长官们，齐聚尚书都省，商讨解决通济渠危机之策。
河南贼势猖獗，而通济渠沿岸戍卫力量严重不足，导致通济渠陷入断绝危机。之前济阴太守韦保峦曾奏报东都，说齐鲁叛贼一窝蜂杀进中原，势不可挡，之后梁郡太守李丹又报，说叛贼大肆劫掠通济渠，但东都均不相信。东都的判断是小股灾民南下逃荒，对地方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地方官府则在持续缴纳东征军需和地方赋税锐减的双重矛盾夹击下不堪重负，于是便乘机编造谎言，蓄意夸大事实，欺上瞒下，意图逃脱罪责。现在，御史台副长官治书侍御史韦云起亲自巡查了通济渠一线，以济水惨败这一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通济渠危机的存在，所以，东都不得不接受事实，出兵戡乱已势在必行。
尚书都省再无不同声音，所有与会者一致同意，即刻出兵戡乱，确保通济渠安全，确保东征胜利。
本来大家都以为戡乱时间应该在七月，以为韦云起巡查通济渠的目的是要把出兵时间拖到七月，以为齐王杨暕及其支持他的政治势力意图借助戡乱之功卷土重来，再一次冲击储君宝座，但济水大败之后，真相大白，大家才意识到自己低估了齐王杨暕和支持他的政治势力的野心，才知道东都政局实际上远比自己想像的要复杂，皇统之争也远比自己想像的要残酷和血腥。
与韦氏暂时结盟的元氏、独孤氏、皇族杨氏和荥阳郑氏也是在济水大败之后，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韦氏骗了，被韦氏摆了一道，而结果尤其让他们愤懑和郁闷。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好心好意赞助支持的济水大战，根本就是一个骗局，是骗东都的局，而东都不得不因此决策出兵戡乱，不得不为此承担因戡乱而带来的全部责任，而更糟糕的是，他们就这样被动的、百口莫辩地被韦氏强行拉上了齐王杨暕这条船，想下都下不来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有参与谋划济水大败这场骗局？既然你没有证据，那就是理所当然的同谋。
接下来的戡乱，如果赢了，齐王杨暕立功了，再一次冲击储君宝座了，那么他们便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反之，如果输了，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通济渠就会断绝，而东征即便没有因此失败，但不论是拖延到明年还是功亏一篑撤军而回，他们都是皇帝拉出来顶罪的替罪羊，头颅不保。
为此，他们只能选择帮助齐王杨暕打赢这一仗，但济水大败却暴露出了齐王杨暕和支持他的政治势力的野心。
他们在六月出兵戡乱，实际上就等于宣布了通济渠的中断，等于宣告了东征不可能像皇帝和中枢所预计的那样在今年冬天来临前结束。但东征不会失败，皇帝也不会撤军，所以东征肯定要拖延到明年。东征一旦要拖延到明年，那么就需要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如此一来，齐王杨暕便卡住了皇帝和中枢的脖子。你若想赢得东征的胜利，就要向我妥协，向我让步，否则，仅仅是东都政治风暴和混乱的国内局势，就足以让皇帝和中枢倒在东征战场上。
可以预见，皇帝和中枢迫于恶劣的政治局势，不得不向齐王杨暕做出妥协和让步，但这显然不是齐王杨暕和支持他的政治势力的终极目标。
皇帝和中央一旦赢得了东征的胜利，权威大增，卫府军胜利归来，齐王杨暕和支持他的政治势力必会遭到皇帝和中枢的报复，所以挟通济渠之利胁迫皇帝和中枢妥协不过是齐王杨暕的第一个目标，而第二个目标亦呼之欲出。
齐王杨暕在东都巩固了自己的实力，赢得了更多政治集团的支持后，必然要摧毁东征，要置皇帝和中枢于死地，直接问鼎皇帝宝座。当然，皇帝和中枢不会束手就缚，任由宰割，双方肯定要大打出手，父子相残，结果便给了东都大大小小的政治势力以无限遐想的空间和谋取更大权力和更多财富的机遇。
东都的政治风向一夜间就变了，政治局面一夜间就产生了难以计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在迅速推进尚书都省做出出兵戡乱决策的同时，也迅速激化了东都大大小小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而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尚书都省在做出出兵戡乱的决策之后，立即陷入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之中，争论空前激烈。
出兵戡乱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决策问题，它牵扯到了东都大大小小政治势力的切身利益，比如戡乱的军队从哪里调出？戡乱的军资又从哪里调拨？军队作战所需要的民夫从哪里征调？戡乱剿贼过程中，地方安抚、平民救助、城池修缮、军队镇戍等军政事务又如何及时妥善的处置？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了此次戡乱能否顺利实现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地方局势的目的，若未能实现这一目的，即便剿贼成功了，杀得血流成河了，地方局势却因此而进一步恶化了，那戡乱就失败了，罪责就大了。剿贼是戡乱的手段，稳定才是戡乱的目的，若本末倒置，必然得不偿失，危害更大。
尚书都省的刻意“刁难”，实际上就是给自己推卸责任，给齐王杨暕上一道紧箍咒。我允许你戡乱剿贼，并不是让你去大开杀戒，去壮大实力，去搞阴谋诡计，而是稳定局势，保证通济渠的畅通，若通济渠中断，若地方局势依旧紧张，那罪责就是你的，是你执行不利，